淮海路的百年沧桑

摘要淮海路的百年沧桑淮海路，东起人民路，西讫凯旋路，全长7公里多，分东、中、西三段。其主干是西藏中路至华山路的淮海中路，约5.5公里，这是上海著名的商业街和高级住宅区。早...

淮海路的百年沧桑

淮海路，东起人民路，西讫凯旋路，全长7公里多，分东、中、西三段。其主干是西藏中路至华山路的淮海中路，约5.5公里，这是上海著名的商业街和高级住宅区。早在30年代，即以霞飞路之名，以幽美、繁华、高雅而享誉中外。淮海中路辟筑于1900年，开通于1901年，恰与20世纪同步。回眸这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翻天覆地的百余年，淮海路有忧伤，也有屈辱，但更有光荣和自豪。

辟筑淮海路：浸透上海人民的血泪

淮海中路的辟筑，饱含着民族的屈辱，同时又镌刻着上海人民英勇的抗争。

早在1845年，英国依据不平等条约，迫使清廷上海地方政府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并于次年率先开辟租界。1849年，法国紧步其后。最初的法租界，东起黄浦江，西至周泾（今西藏南路），北抵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东段），南从潮州会馆向西沿城墙至褚家桥关帝庙（即今新开河外滩沿人民路抵寿宁路西藏路口）。1861年，法租界东南界扩展至十六铺北侧。其间，英、法、美等国又利用帮助镇压小刀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抵御太平军等事件，逐步攫取了租界内的市政、赋税、警务、司法等权力，形成了“国中之国”的畸形局面。

1873年底，法租界公董局决定穿越四明公所（旅沪宁波乡胞的乡帮组织）所址和墓地，辟筑宁波路（即今淮海东路）。此举自然遭到四明公所反对，公所请改路线，并愿承担有关费用。交涉不成，1874年5月3日激起以宁波籍为主的海市民的抗议行动。法租界当局出动水兵镇压，公共租界巡捕、商团和美国水兵也来充当帮凶，市民当场死亡6人，受伤20多人（其中1人后来伤重致死），酿成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筑路也就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点石斋画报》上的《强夺公所》描绘了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的情景

23年后的1897年底，法租界当局再提辟筑宁波路。次年1月函令四明公所6个月内迁走寄柩，5月又宣布征用公所西面土地建造学校和医院。至7月，公所已迁走了大部分寄柩，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却于16日亲率法军公然以武力占领公所，强拆围墙，驱赶工作人员，再度激起上海人民的强烈反抗。次日，驻泊浦江的法舰“麦高包禄”号水兵上岸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两天中，市民被杀17人，伤20余人。在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的一年多的交涉时间里，法国不仅在筑路问题上寸步不让，还提出再次扩界的蛮横要求，目标为八仙桥以西及浦东、吴淞部分地区。清廷腐败无能，最终同意扩界八仙桥以西。同时，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也按法方的条件解决，即宁波路线路不改，四明公所让出部分土地，拆除部分围墙；法方承担补修围墙的经费，遇难市民按每人百两白银给予抚恤。

之后，随着宁波路的辟通，法租界又将道路越过周泾，在刚辟的新区继续延伸出去，这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最早的一段。这一段从周泾至今重庆南路止（即今淮海中路东段），当时名叫“西江路”，而从今重庆南路向西的淮海中路路段，当年叫“宝昌路”。静卧在法租界工程档案中的一幅地图可以为证。另外，一份署明1900年8月30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载有批准支付在西江路埋设排水管费用的内容。这是有关淮海中路辟筑和路名的最早文献。

宝昌路是1901年1月30日开始辟筑的，约4公里，并于当年竣工。这样，加上先于宝昌路辟筑完工、长约1公里多的“西江路”，便与今日的淮海中路相差无几了。至于淮海西路，那是1925年法租界当局越界辟筑的，初名乔敦路，30年代改称陆家路。

在辟筑西江路和宝昌路时，法租界当局十分霸道，对赵家宅（今淮海路普安路口北侧）、陆家宅（今淮海路望亭路口）、顾家宅、盛家宅（今淮海路瑞金二路口两侧）、钱家塘（今淮海路茂名路至陕西路一带）等沿线民房冢墓，强拆强毁，不断激起上海市民的反抗。1900年10月，一批居民涌至上海县署，递状要求制止法租界当局的蛮横行径。知县汪懋琨亲至现场调查，并禀上海道余联沅，央请朝廷所委专事调处租界纠纷的二品大员、美国人福开森调停，法租界当局才作了些补偿。

宝昌路：最早以租界董事名字命名的道路

租界路名原多以中国地名命名。1898年起，法租界对东西向道路用江河名命名，如西江路、龙江路（今太仓路西段）、汉江路（今兴安路）等；南北向用山名，如佛山路（今望亭路）、孤山路（今普安路）、华山路（今重庆中路）等。1901年辟通的宝昌路，按理应该称西江路，但法租界却取了一个叫勃利纳 · 宝昌的法国人的姓名作路名。原来，勃利纳 · 宝昌从1881年起曾先后16次当选公董局董事，其中6次任总董，直到1907年4月辞职。显然，他是法租界里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那份完全符合法租界当局意愿解决四明公所血案的协议，就是他以总董身份与上海道余联沅谈判达成的。为了表彰他在上海的殖民事业中所取得的“功绩”，当局用了他的名字作路名，于是宝昌路成了上海第一条用租界董事名字命名的道路。

自此，以人名命名的道路日渐增多，如1902年以法国驻华公使20世纪20年代的霞飞路西段名命名康悌路（今建国东路），以法国神父名命名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1906年10月10日，公董局取消山川路名，统统改以人名。如孤山路改称维尔蒙路，华山路更名白尔部路，龙江路改为蒲柏路，等等。之后，连西江路路名也取消了，东西两段统称宝昌路，这也是这条道路的第一次易名。

1915年6月21日，公董局改宝昌路为霞飞路，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殊勋的法国将军霞飞。1922年3月，已获元帅军衔并已退休的霞飞来沪访问，法租界当局于10日下午还专门补办了霞飞路揭幕仪式。

20世纪20年代的霞飞路西段

霞飞路之名用了18年。随着霞飞路成为上海最典雅繁盛的商业街市，这个路名也深深地印刻在上海人的记忆中。

随着路名的更迭，“宝昌”这一名字也渐渐消逝。仅在今淮海路、复兴路、乌鲁木齐路交汇处，建有一个小小的公园，称作宝昌公园，直到20世纪40年代。至于北站附近的那条宝昌路，因是宝山路的支路而与宝源路、宝通路同时得名，取其吉祥之意，与法租界宝昌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常有将闸北宝昌路的旧照注以“今淮海中路”而载于书刊的，那更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了。

20世纪30年代末，自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向东俯视

1943年10月，汪伪政府将霞飞路改名为泰山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又将泰山路改为林森中路，同时将宁波路和已改名庐山路的原陆家路，改为林森东路和林森西路，以纪念此前不久逝世的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50年5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告更为今名，以纪念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

东方巴黎：法租界当局精心营造

无疑，霞飞路是上海最富异国情调的道路。因为从辟筑那天起，法租界当局就有心营造一个东方的巴黎。

早在1900年10月10日，董事会就明文规定：嵩山路以西的建筑，必须是两层以上砖石结构的欧式楼房，与道路保持不少于10步的距离，其上或辟花园，或植花木，不得以实体墙或篱笆封闭，营建前必须呈送设计图样给公董局，由市政府工程师审核，不合规定一律不予批准。次年，又规划自西江路西南与法华路（今复兴中路）之间的地区，建造具有艺术性的建筑。

霞飞路、华亭路口的两座英国乡村别墅式住宅

于是，大批花园住宅在西江路、宝昌路两侧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口激增和商业发展，中段的部分花园住宅被翻建为里弄或公寓大楼。今天，隐藏在大楼背面的一些玲珑小楼，就是这一变化的幸存者。以典型的西班牙联列式和巴洛克风格而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尚贤坊（今淮海中路358弄），就是20年代初建造在尚贤堂大花园上的。

在中西段尚存的花园住宅中，1517号（今日本领事馆）知名度极高。这幢欧洲古典式风格的住宅，建于1900年，自盛宣怀家族购住后，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都曾在此居住过。1131号的尖顶塔楼常令路人驻足，这是上海罕见的挪威风格建筑，此屋曾是清末民初金融世家席氏的产业。走进1897号，又似来到了南欧地中海边；仰视1800号雄伟门楼，更仿佛置身于文艺复兴时代。余如亭亭玉立于华亭路口两侧的英国乡村别墅住宅以及逸村、今美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东湖宾馆等建筑，也都是极有特色的。

沿路第一幢高层建筑是1910年建造的登云大楼，这是一幢法国风格的城堡式建筑。公寓楼大量出现是在20年代以后，最著名的就是1929年建造的华懋公寓（即今锦江饭店北楼），在国际饭店建造前它一直是上海第一高楼。再就是1935年建造的峻岭公寓，这是典型的现代式八字形高层。其他还有1923年建造的培文公寓、1924年建造的武康大楼、1931年建造的淮海大楼、1932年建造的永业大楼等。

这些花园住宅、公寓大楼，与新康花园、上方花园、愉园、中南新村、长乐村以及淮海坊、环龙别墅等花园式、联列式新式里弄住宅，组成了当时上海首屈一20的高级住宅区。

公董局大楼（今淮海中路375号）、亨利路（今新乐路）东正大堂、犹太会堂（今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国泰大戏院、兰心大戏院、法国总会俱乐部（今花园饭店裙楼）等公共建筑，点缀其间，展现了一幅万国建筑风景画。

与上乘的建筑配套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市政设施。筑路时，诸如排水、供水、供电设施都已同步铺设。1902年，种植行道树，所种悬铃木本产我国云南，却随霞飞路名扬天下，而有了“法国梧桐”之称。1902年12月，架设电话线。1903年5月，规划电车线路布局，五年后，法租界第一条有轨电车线2路已行驶在宝昌路上。1906年，安装煤气路灯。1919年8月，上海第一座红绿灯设于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口，指挥着交通。

是殖民者有心帮助落后的中国发展吗？当然不是，而是这些前来淘金的冒险家，需要一个享受的安乐窝。法租界面积远不及公共租界，30年代中叶，却居住着全市三分之一的外侨，其中97%是欧美侨民，其绝大多数集中在霞飞路地区。

上等住宅区，当然价格不菲。居住此地的除外侨外，主要是中国在位显宦、下野政要，如冯玉祥、李宗仁、何应钦、黄绍竑、王懋功，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人，还有就是诸如盛家、荣家、席家、薛家等富商巨贾及社会名流。

东方涅瓦大街：流亡上海的俄侨的经典之作

淮海路何时才有商店，又是何时成为高雅的商业街的呢？

20世纪初，法租界的商业中心还局限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此外仅在巨籁达路（今金陵中路、金陵西路和巨鹿路）东段才有一些零星商家。直至清末，宝昌路八仙桥段才出现了泰昌洋服号、恒来和记绸布庄、乾泰兴茶号等商号。1911年瑞典商人于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口开设维昌洋行，1916年嵩山路口出现大东食物号，1918年日商在外国坟山（今淮海公园）东首设立专营皮鞋的高岗洋行。到1919年，霞飞路嵩山路两侧，已有慎昌、新康、广恒、豫昌、万泰、大和等数十家商店，但毕竟局限于东段一隅，难成气候。而为高雅商业街奠基的却是流亡在上海的俄国人。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大批白俄来到上海，其中不少是沙俄的王公贵族、达官显宦；“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一批白俄从东北南来上海。他们将上海作为第二故乡，在霞飞路开店办实业。

1926年至1928年，霞飞路上新设俄侨商店100多家，其中百货店近20家，食品店10家，服装店30家，还有大型糖果店，众多的咖啡馆，余如美容厅、照相馆、花店等，应有尽有。至抗战前夕霞飞路商业街形成之际，整条霞飞路上俄侨商店已达数百家之多，所营多为上等住宅区居民需要的服装、餐饮、服务各业，其中有驰名沪上的信谊、福熙大药店，有经营最时髦款式的欧罗巴皮鞋公司，有规模巨大的西比利亚皮货行、百灵洋行。

特别是以咖啡馆为主力的餐饮业，数量之多，环境之雅，设施之舒适，堪称上海之最。其中，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为上海最早的花园餐厅，规模居法租界之首，仅一个花园，即可置咖啡桌百余张；文艺复兴咖啡馆则是欧美侨民聚会的沙龙；D·D·S咖啡馆更是中外雅士汇聚之所，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文化人常在此秘密会晤。此外，还有著名的俄国第一面包房，以及正章洗染店等。

对此民国名记者郁慕侠曾惊呼：“这岂不成为霞飞路上的俄国化吗！”俄侨还将霞飞路比作彼得堡最热闹的街道，称之为“东方涅瓦大街”，上海人则称其为“罗宋大马路”。

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旧影

为什么俄侨会如此钟情于霞飞路的开拓呢？原来，对于旧俄的失败，法国怀有深深的歉意，他们认为俄国如若不履行《俄法协定》，就不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也就不会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十月革命后，法国是反苏最坚决的国家，也是对流亡的白俄照顾最多的国家。上海法租界当局对贫困的俄侨实行了发放救济、免费诊治、优先就业等照顾。

在俄侨的带动下，日商紫罗兰美发厅，法商巴黎首饰店、法大汽车行，德商西门子美容院，希腊商人的老大昌洋行，意商罗威饭店（今红房子西菜馆前身），英商宝德食品店，捷商拔佳皮鞋公司，韩商金文公司、林盛公司等相继开设。善于学习的中国商店自然更多了，特别是“八一三”战火，将万金记（今新光光学仪器商店前身）、龙凤首饰等虹口、华界的许多名店及大量难民逼进了“孤岛”。仅嵩山路以东就一下子冒出了近百家卖旧西服的洋服店。山东人开设的哈尔滨糖果厂，以俄式糖果蛋糕在俄侨社区中成功地站住了脚。对此，作家林微音说过：“本来霞飞路是被看做俄罗斯的，现在这个单纯早已给破坏了。”

“孤岛”时期粮荒，市民在霞飞路巡捕房排队领粮票

俄国人不仅开了商店，还带来了西方尤其是俄法两国高雅的文化艺术。他们在兰心大戏院最早演出了芭蕾舞，钢琴大师扎哈罗夫、马克列佐夫等带来了国际一流的管弦交响乐。霞飞路成了一条幽静典雅、生意兴隆的道路，是近代海派商业文化的一枝奇葩。

革命的策源地：

孙中山、毛泽东等在此留下了世纪的面影

在不同的时代，这里都汇聚着一大批当时的精英，他们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发展，奋斗着、努力着。

清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秘密居住在挚友宋嘉树购置的宝昌路491号（今茂名南路口东南侧，已湮），领导着反清和后来的反袁世凯斗争。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发出密捕令，同情革命的公共租界会审官关炯之派其秘书长杨润之暗中通知，孙中山才离沪赴日。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更是他谋划民国开府大计之处，1912年元日，他即由此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名闻中外，但鲜有人知晓这一斗争与霞飞路的关系。1919年5月5日夜晚，28个团体在霞飞路220号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发动召开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并成立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并由这个机构领导上海五四运动，特别是6月3日之后的“三罢”斗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离霞飞路不远的望志路（今兴业路）贝勒路口的一座小楼中，这已是众所周知；但人们对霞飞路上的新老两条渔阳里在这件开天辟地大事中的作用，了解还不多。

1920年1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自此，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在此探讨、宣传马克思主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青年》编辑于此，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此，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于此，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诞生于此。毛泽东风尘仆仆来此磋商建党的理论，第三国际代表来此研究建党问题。

在中共成立的日子里，这里也是一个副会场和秘书处，诸多文件在此起草，一些重要问题在此讨论，如将会场移至嘉兴南湖的决定即于此作出。之后，这里又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局的所在地。实在地说，这是一处地位与意义仅次于中共一大会址的革命圣地。新渔阳里6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的又一重要史迹。1920年8月，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俞秀松等人在此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总机关部设在此处，以“外国语学社”名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汪寿华、肖劲光等等。

“孤岛”时期粮荒，市民在霞飞路巡捕房排队领粮票

“八一三”炮火中，一群六七岁到十七八岁的孩子在恩派亚大戏院（后名嵩山电影院，已拆，位置在今龙门路口大上海时代广场处）举起了抗日宣传的旗帜，孩子剧团自此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黄金、巴黎、兰心等戏院依然上演着《大明英烈传》《明末遗恨》等戏剧。霞飞坊64号小楼，最早散发出《鲁迅全集》油墨的清香，激励着人们为国家与民族而浴血奋战。

抗战胜利，曾给商业街注入过生机，但内战的战车很快将各界人民逼上了街头，社会局门前总是人头攒动，有工人、车夫，有教师、学生，就连常受侮辱而麻木的舞女也怒吼了。满街的风雷宣告了旧时代即将过去。

1949年5月26日，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子弟兵。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霞飞路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霞飞路上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之衣襟上，霞飞路上行人观者如堵。”

然而，在1966年发生的那场浩劫中，淮海路也是首当其冲。汇中大楼被改为“反修大楼”，“天祥”的招牌被付之一炬，老大昌食品店门前被贴上“为什么人服务”的大字报。终于，雨过天晴，迎来了粉碎“四人帮”，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十年改造：淮海路焕然一新

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淮海路商业街的高雅传统回来了。老字号焕发青春，名特优产品推陈出新，30多家特色商店应运而生，形成了满足不同消费层次需求和富有专营特色的商业结构。

淮海路诚然有过繁华的历史和高雅的气质，但是街区已显露出老化。街道两侧建筑的平均年龄已达七八十岁，东段更有超过百岁的。为了营建现代化国际商业街区，必须彻底改造陈旧的建筑和基础设施。

如果说1990年竣工的富丽华大楼是小试牛刀的话，那么，1992年配合地铁工程的封路改造，则吹响了新淮海战役的进军号。这是一场铺路造街的新战役。

1992年2月4日，淮海路上的三个地铁站同时开挖，同年12月30日，全路贯通。之后的几年，一家家国内外集团公司争相参建，一个个街坊的居民动迁搬走，一座座陈旧建筑铲倒重建，人机繁忙，彻夜通明……

随之而来的是，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一家家商店整修一新。短短的六七年，兰生大厦、柳林大厦、金钟广场、上海广场，以及58层的香港新世纪大厦，组成了淮海中路东段高楼建筑群。在中段和西段，也矗起国际购物中心、新鑫大楼、久事复兴大厦、云海大厦等新高楼，与锦江建筑群等传统保护建筑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栽得梧桐引凤来。美国、加拿大、法国、新加坡等十数家著名跨国公司在淮海路落户，香港十大财团来了6家。太平洋百货、时代公司、华亭 · 伊势丹、二百永新、上海巴黎春天等一批新开的大商家，与妇女用品商店、老大昌、正章洗染、全国土产等老字号，都以富丽、明敞、优雅的购物环境，迎接着人们。

淮海路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诉说不尽。唯有那株忠实伫立在乌鲁木齐路口的百年香樟，阅尽沧桑，正轻轻挥动着树叶茂密的臂膀，仿佛在向人们说：“明天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