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回忆和平年代的总参谋部

张爱萍（1910年-2003年7月5日），开国上将，出生于四川达县，1954年9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党委副书记。负责军事行政、装备、军务等工作。他于1955年1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

他反对一切照搬外军的做法，主张从我军实际出发进行编制体制建设，注重建章立制工作，主持制订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全军组织、装备八年规划》、《对改变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是1954年9月调入总参，任副总参谋长的，当时总参谋长是粟裕。他和我都来自华东，新四军时期他是1师师长，我是3师副师长，后来到4师当师长，战斗在苏北、淮北地区。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又同时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

从1954年的任免名单看，副总参谋长有9人之多，但多是兼职或挂名。如王震是铁道兵司令，兼副总参谋长；另外各大军区司令也都兼副总参谋长，但他们都不到任。真正在总参上班的、处理日常工作的副总长只有4人:管作战的陈赓、管训练的张宗逊、管情报的李克农和管军事行政的我。

和这几位在战争年代就曾在一起共事，岂止是熟悉，我们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加朋友。我和张宗逊同在彭老总领导下的3军团，张宗逊是红10团团长，我是红11团政治委员，长征路上是一道打过来的;和陈赓是陕甘支队的搭档，陈赓任13大队大队长，我任13大队政治委员;和李克农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僚。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就更不用说了，黄是新四军3师师长，我是副师长。

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但也很讲党的原则。陈赓，对同志很真诚，不狭隘。他管的作战和哈军工，有时懒得跑了，就叫我去。涉及到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由我先拿出方案，提交总参办公会讨论，再报军委彭那里。大家办事都按共产党员标准，集中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间开诚布公。”

“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有时开会晚了，就说去打牙祭吧，到后海的烤肉季，还有全聚德，轮流坐庄，自己掏钱。我们的几辆吉姆车一到，老板就跑出来了，都认识了嘛。”

那时候政治清明、人事和谐。我和他们都有过争论。和粟裕，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大举进攻，为了掩护战略转移，粟裕提出在华中打运动战。我不同意，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后来我负伤了，粟裕同志指挥得很出色。我们在对台作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同志式的争论。和陈赓我们也争。长征时过六盘山前，在固原打马步芳的骑兵，我们意见不统一，陈赓拗不过我，是按我的意见打的。在总参讨论设立防化兵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也不一致。但这些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

“各副总长和下面的参谋也相处得很和谐，参谋、处长有事情直接上楼来请示。我那时每天最多半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下文件，下午就到各部，各处室去转，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这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总参搬到旃坛寺后，我不再坐车上班，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步行去上班，同行的有我的三个秘书：负责军务编制的环克军；的吉振贵；负责科技、装备的严彦。

他我们每天穿过北海公园北门，步行到位于北海西边的国防部大院上班。在我们的带动下，许多住在地安门一带的总参、总政、科委的干部也都步行上下班。公园管理处还专门为军队的同志在公园西面开了一个小门，方便大家进出。

当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是以苏联为模式的。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红军是550万人;经过4年的精简整编，到1924年，锐减至56万人，几乎减了90％;1945年二战结束时是1136万人，到1948年，为287万人。

我军的情况就复杂些，精简整编大约有9次之多，除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说建国初前10年的4次精简整编。

第一次是在1950年下半年。战争结束了，570万之众的军队确实是太庞大了，毛泽东下决心裁掉了150万。不想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反倒一下子激增至627万人，成为我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是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剿匪作战已取得了胜利，朝鲜战局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态势。于是精减了219.9万人，总人数降为406.4万。

第三次是1954年到1955年底，在彭德怀主政时期。我调入总参，彭老总要求我具体抓好精简整编的落实工作，就是指的这一阶段。

当时，毛泽东规定，军政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国家财政的30％。彭德怀说，那就再精减一次。这次不同的是，要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减少部队建制单位，增建学校。

总的指标是，全军总兵力减掉20％;步兵师数量减少25％;在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新组建一批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一减一加，最终达到，陆军裁减50％，军费支出由34.2％降到25％以下;全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达到500万人；常备军总额不突破350万人。并由此做到：编制、定额、定型、定员四个统一。彭老总对我说，总参谋部，你要在两年内给我实现这个目标。

即使这样，彭德怀还是不满意。年后，他又说，从军费开支来看，用于吃、穿、训练、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大部分，这样怎么能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呢?因此还要裁减。重点是，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可办可不办的学校，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这就是通常说的第四次精简整编，它延续了近两年，到1958年底才算结束。

我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30年，我认为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简，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

“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推。这个部门分10个，那个部门分10个。要不了几年，又都回来了。”

“搞编制的人，包括搞装备的，定是要懂作战、懂训练的。只有把作战研究透了，才能去谈编制，去谈装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制是静态的战术；战术是行动的编制。精简整编必须服从对战争状态和作战指导的宏观预测。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军队的装备水平，军队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编制。彭老总提出，根据我国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应该争取达到，在防御时，1个陆军师可以抗击美军1个陆战师;在进攻中，1个军能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1个师。因此要求这次整编，多保留军部，并达到1个军部具备可以指挥4~5个师作战的指挥、通信条件。

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看，统领军队，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针对1952年依据苏军模式编制上存在的问题，我提出了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新方案，考虑到我军还不具备在沿海地带全部歼灭入侵之敌的力量，因此，不仅要组建适应沿海地区作战的守备师，还需要编制在纵深适应山地作战的野战师;同时，南北战场应有区别，区分为重装步兵师和轻装步兵师，以适应平原地和山岳丛林作战。

在处理平战关系上，由于技术保障条件有限，考虑到平时管理、训练的效率，坦克、重型火炮、雷达、舟桥、工程机械、大功率电台等技术性强、保障困难的兵种装备，单独组成师团，隶属军或战区管理，平时通过演习合练相互熟悉，战时加强给作战师。解决平时管理和战时使用的矛盾。

鉴于现代条件下作战对火力的依赖，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步兵班不再编制轻机枪，集中到排编制机枪班;排不再编制迫击炮和火箭筒，改为连组建炮兵排;营编制炮兵连和重机枪连。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火力和集中使用火力。

我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总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各项规定陆续出台。步兵团团部在乡镇，后来叫公社。陆军师师部靠近小城市或县城，野战军军部靠近中等城市。进城了!老婆们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们可以上学了，这对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军人来说，真是个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队营区也发生了变化。学苏联时，一到节假日，军官们都回家了，部队就交给司务长管了，这像话吗?连长、指导员和部队必须住在一起，于是又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以连为伙食单位，一个排在一起居住。营部单独设立，团里设有家属区。老营长、老教导员家属可以随军了，但记住，只有周末才能团聚。不过，团级干部可以每天回家，终于能享受老婆做的饭菜了……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我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我这里。

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都不愿意戴牛逼帽，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打仗要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

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版式——解放式。

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