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前的恶霸袁文会 根本不配叫做“混混儿”

1860年，因咸丰朝廷签署《北京条约》，天津开埠成为外国商品和华北商品的集散地。此后的几十年间，人口激增，随之产生大量的无业游民。

其中一部分人寻得几间房，支起大锅，称为“锅伙”，即是“一口锅里吃饭”的意思。渐渐的，“锅伙”多了起来，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明显。

20世纪初，天津的三不管杂霸地

“锅伙”成员，民间叫做“混混儿”。没有固定资产，没有稳定收入，只能“混日子”。

“锅伙”之间彼此争夺生活资源，可以看作内部矛盾。“混混儿”们谋生的手段与市民生活之间的冲突，可以看作外部纠纷。

“混混儿”为解决内部矛盾和外部纠纷，采用一些颇具特色的特殊方式。譬如“死签”，其核心是牺牲个体来维护整体利益。而使这种手段产生效果的前提是，“锅伙”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死签”执行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负担。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希望所有的问题能够在私下获得解决，而不惊动官府。打官司的成本，相比“死签”更加无法估算。

“混混儿”的生存逻辑和普通市民对生活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使后来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种“混混儿”的段子越讲越是传奇，各种版本的故事也越传越广。渐渐形成天津特有的“混混儿”文化。

于海宽先生表演评书《沽上英雄谱》

“混混儿”是社会底层的闲散人员，长期存在必然要影响社会稳定。1900年，庚子国难，天津“混混儿”就出现了抢劫行为。政府称“混混儿”为“锅匪”。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巡警总署，对“锅匪”进行大力清洗，“锅伙”绝迹。

“混混儿”一词其实有两种含义。其一，“混混儿”特指“锅伙”成员。其二，清朝结束以后，地痞、流氓、无赖、游手好闲者，皆可称为“混混儿”。

袁文会的爷爷，在天津日租界干的就是“脚行”，其父辈也是。因为是家族生意，又在日租界经营，自然不是“锅伙”一类。到了袁文会成年，“锅伙”已经不存在了。散落在津城各个角落的原“锅伙”成员，被随后进入帮派组织吸纳，成了底层帮众。袁文会原本依赖的是日租界日本人的势力，这时又赶上各帮派进津广揽门徒，机缘巧合之下，拜在青帮“通”字辈白云生门下，成了“悟”字辈弟子。而后他又认日租界警察署的侦探长刘寿臣为干爹。

有了两座靠山，袁文会黄赌毒全面发展，和刘广海、王士海、佟海山号称天津东西北中四大霸。 卢沟桥事变后，袁文会担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以后的八年，袁文会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蹂躏妇女、巧取豪夺。其行为与影视剧中的汉奸一模一样。

天津的“混混儿”虽然无赖，也不讲理，但其行为的本质是为了生存。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未能及时对天津的日伪政权进行接受，整整三个月天津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此时，津城的“混混儿”自发地组织了一支类警察队伍“三一部队“。“三民主义”的“三”、“一个国家”的“一”，在这三个月里竟成功维护了天津的治安。

这才是“混混儿”，一切为了生存，生存的手段也定在你想象之外。

与真正的“混混儿”相比，袁文会——“鸟屁”一个。

“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