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象学与古代政治

星象学与古代政治

星象学的历史文化作用

星象学作为一种方术，虽非科学，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它曾经起过的作用，认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这对我们今天重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意义。可以说，若无对文化体系每一细部的深入认识，则对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认识也不会完整和深刻。

星象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与政治的关系最深，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对当时的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星象学对政治的影响，可分为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前一方面的影响，可由历史上星象家参与当时政治活动的事迹看出。后一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占星典籍的术文之中。以下就这两方面分别论述。

在历史上，人们利用星象学批评政治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鲁昭公六年，郑国铸刑鼎，这是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革新行动，但也因此违犯了当时既存的制度。于是，晋国的大夫士文伯便利用星象学来指责这个举动，说：

这时大火星还未出现，不宜用火。而郑国既用火铸鼎，又铸上关于争纷的刑书，所以等到大火星出现时，郑国将要发生火灾。（见《左传》昭公六年）

在士文伯看来，郑国此举违背了天意，故要受到天罚，这表明他是在利用星象学反对革新。

春秋时，晋国的伶州鸠用星象学为周灭殷提供论证，他那篇议论也是很有名的，见《国语·晋语》。这是利用星象学为现存王朝做辩护的一个好例。

到两汉时期，星象学为政治服务呈现空前绝后的局面。自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以后，灾异说、天谴说风行两汉王朝，帝王、大臣、学者、术士普遍相信星象灾异天谴之说。在下则有大臣学者借星象批评帝王，在上则有帝王借助星象治罪大臣。此外帝王亦常因星象异变下“罪已诏”，宣布大赦等。整个两汉时期的政治深受星象学之控制，实属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景象。

大臣等人借星象批评帝王者，如西汉时谷永对成帝时的几次日食，用星象学的方法，批评成帝饮酒无度，赋敛过重，使民众愁怨，又指责皇后专制后宫，掩制皇帝（见《汉书·五行志》）。

东汉时期，蔡邕借汉灵帝询问有星象灾异时明确指出，这些灾异是象征亡国的先兆，上天显示这些灾异，是谴责警告帝王，使之有所感悟，改革政治，才能延续其统治（见《后汉书·蔡邕传》）。这无异是批评灵帝治国无方，几近于亡国了。

经学家马融也针对汉安帝延光四年的一次日食上疏批评当时的政治，他引用《诗传》的话说：

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

他认为这时应做三件事以改良政治：选择人才，安定民众，顺从天时。这也是对安帝的委婉批评（见《后汉书·马融传》）。

东汉时借用星象批评帝王时政最为激烈和著名的要推郎顗和襄楷两人，《后汉书》为此将二人合在一起，专为立传，可见其影响之大。郎顗、襄楷都是民间人士，在当时能直接对帝王提出如此激烈的批评，在后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但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星象之说，故能言而无罪。其具体内容详见前面对二人的介绍中。

星象学对于政治实践的影响，除了大臣直接对当时的帝王及其政治提出批评之外，还表现在帝王也可借此惩治大臣，直至置之死地。典型的事例就是西汉成帝以星象异变逼其丞相翟方进自杀。

翟方进家世微贱，初为地方小吏，不得意，后到京师治经学，成名后步入仕途，十余年间平步而官至丞相。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树敌太多。到绥和二年春，天上出现荧惑守心的星象异变，他的宿敌便借故上书，向成帝进言：此种星变，应由大臣当其罪。

成帝也因方进长久专权而对他不满，便赐册给方进说：

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

更把一切灾异、民间苦难、政治腐败等罪责加在方进头上。

又说：在这种情势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于是便赐给方进尊酒十石，养牛一头，请方进“审处焉”。

这就是给方进一个机会，让方进能体面地自裁。方进接到赐册，当天就自杀了（见《汉书·翟方进传》）。

帝王不仅以星象异变责怪大臣，也常引以自责，向全国发布“罪己诏”，并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如大赦等，企图以此来表明受到天谴时有改过图新的意思，因而使天的惩罚减轻或消除。

比如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文帝下诏罪己，说：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

因此要求人们“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乞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此外还要“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徐皆以给传置”。这是承认自己有过失，要求人们批评指正，并推举贤良方正之人专门纠正自己的不足之处。此外采取截减部分军队及政府有关财物以帮助地方驿站的措施。

其后汉代诸帝均有类似的“罪己诏”，所采取的相应缓和措施有大赦天下、兔官家奴婢为庶人、核查冤狱、考核刻苛官吏、派大臣循视民间疾苦、罢除皇家游玩消费、废除有关民生的官员制度、赏赐民众牛酒、推举贤良等各种人材、审勅公大夫努力治政、罢诏狱、免除旧债务及租赋等等（见《汉书》诸《帝纪》）。可以说，汉王朝的诸多政治措施，均广泛受到星象学的影响。

星象学对政治实践的影响，在社会动乱时，则多为人们分析形势时所利用。比如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仲况拥兵南阳，与刘秀对抗。刘歆的侄子刘龚也投靠了邓仲况。这时，善于星象之学的讲书祭酒苏竟便用星象为刘龚分析形势，指明助邓割据对抗刘秀的不利，刘秀才是真正的帝王。刘龚听了苏竟的分析，十分信服，便劝邓投降了刘秀（见《后汉书·苏竟传》）。

又如东晋与北方各国对峙时，晋的太尉陶侃手下有位名叫戴洋的星象家，用星象为陶分析形势，指明应顺从天意及时北伐。陶久有北伐之志，听了戴洋的分析，便下了决心。只是由于陶侃此时病情恶化，北伐计划才未能付诸行动（见《晋书·戴洋传》）。

星象学在早期以占星术为主，直接为帝王服务，故历史上不少星象家与帝王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帝王的不少决策。这也是星象学对政治实践发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比如，西晋亡后，晋室南渡，晋元帝被拥登基。在选择登基日期时，就是听从了星象家戴洋的意见才确定下来的（见《晋书·戴洋传》）。

南朝著名星象家庾季才曾与梁元帝、隋文帝过从甚密。梁元帝也爱好星象之学，常与季才一起观看星象。当时元帝担心祸起萧墙，问季才有什么方法可平此隐患？季才劝元帝不宜久留江陵，而应早还建康，拥兵自守。元帝听后信服，但他后ご又听从了其他人的意见，最终未采纳季才的意见，而被西魏军攻杀。后季才跟随隋文帝，用星象为文帝分析迁都的好处，使文帝下定决心，下诏施行迁都计划（见《隋书·庚季才传》）。

其后如李淳风与唐太宗讨论“唐三代之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秘谶时，用星象说服太宗不要把嫌疑者都抓来杀掉，免除了一场宫廷大屠杀（见《新唐书·李淳风传》）。

傅奕受唐高祖重用，曾多次奏上关于星象的秘状，都符合高祖之意。后高祖又要傅奕主持为军队制定以星宿为标志的军旗号令（见《新唐书·傅奕传》）。

又如薛颐用星象向秦王李世民秘奏世民当称帝，因而受到李世民重用。其后李世民多次出行，也要咨询薛颐的意见。

武则天也有两个亲信的星象家：尚献甫、严善思。武则天多次向尚献甫询问星象灾异，严善思则多次据星象评论时政得失，武则天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见《新唐书·术艺传》）。

其他如宋太宗与苗守信、宋真宗与周克明、元世祖与田忠良、明太祖与刘基等，均是历史上星象家与帝王的奇妙组合。

星象学在政治思想方面，也与政治有很深关系。以下只能就若干方面提示一下。

比如，《开元占经》“日晷影占”中说：

君主如果做事急躁，则日影过长，且伸长速度较快，因而天气寒冷。君主做事舒缓，则日影退后，且后退速度较慢，因而天气炎热。

又说：

日影长则有水灾，日影短则有旱灾。长叫奢，奢为扶，表示邪佞之臣得到重用，正直之臣受到疏远，君子境遇不佳而处于不足的状态，奸小猖獗横行，处于富余状态。

这便反映出人间政治与日影和气候是有关联的思想，因此君主应视日影长短和气候寒热而反省自己的政治（包括自己做事的急缓和用人的当否）。

星象学把人君比做太阳，故有关太阳的异变往往联系到人君身上。如《开元占经》的“日变色”占认为：

太阳的正常颜色为黄色居中，若黄不居中而散到太阳外缘时，则为异常，细分则有青中黄外、赤中黄外、白中黄外、黑中黄外四种异常情况。这四种异变都与君主的行为有关：赤中黄外，表示君主喜怒无常轻杀无辜，不敬天地，不祭祀鬼神，属于傲慢狂妄的举动。白中黄外，则表示君主乱而无威，不用贤人，不诛逆臣，小人擅位，女主专权。黑中黄外，表示贱人为君，妇人轻贤，佞谄得亲，私于小臣，将危其身。这些行为表明君主无德行无能力，因而政治混乱，并导致自然灾害。因此要求君主在出现日变色时，应及时救之，不然还会引来更严重的灾害，如兵从外来，君主死无葬身之地，或祸从宫内起，君主亦亡。

星象学的占星术，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帝王及其政治有关，这可说是它的根本特点。

又如“日无光”占的术文说：

君不明，故日无光。见变不救，殃祸生，臣欲反，主失名。安百姓，用贤人，扶弱者，则无害。

又说：

或昼不见日，荫蔽日光，乱风连日，此国君迷荒，不顺时令，疾病虫霜，忠臣受诛，谗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盗贼满道，死者不葬。

君主迷荒不明，则使日无光，并成为自然和社会各种灾殃的根源，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原则：

帝王是自然和社会的唯一中心，整个国家及民众的吉凶祸福，全系于帝王一身。若遇上一个有德行有能力的圣主明君，则万民幸甚，国家幸甚。若遇上一个无德无能或有能而德恶之君，则万民及国家将不堪其虐害。

专制君主当然靠专制制度维护之，但反过来讲，专制君主亦全力维护其专制制度。整个官僚系统乃至万民，都一无例外地接受这种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更使专制君主及其制度无崩坏之虞。

星象学亦是这种思想和现实的维护者和鼓吹者，并尽其所能为无能或恶德之君出谋划策：

注意上天的垂诚，改正自己的过失，才能使帝位稳固。

为此，在占星术文中不惜篇幅，大讲不从天意、不改过失的危险性，对在位君王起某种警觉作用，期望他能自悟，免遭不测的灾殃。

占星术讲那么多的灾异祸殃，无一不是为了帮助帝王巩固其专制统治。不过，遇到实在不可救药的昏君，那也有办法，这就是用彗星出现表示除旧布新，改易君主，以明主取代昏君，天命转移，王朝姓氏可变，而专制制度则属天经地义，永远合理。占星术对此毫不怀疑。

在彗星占和妖星占，占星术提出了扫除人间秽恶（即君臣失政浊乱和君主为祸）及诛除暴君的思想，这只是为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提供论证，而不是主张应废除不合理的专制制度。

另一方面，尽管说些诛暴君、除秽恶的话，实质上仍是为封建专制君主小骂大帮忙，而毫无否定君主专制之意。

由此可知星象学的政治作用及政治性质。

星象学在政治思想方面，还可提出不少要点，如提出补救之法，使君主遇到天谴人怒之时，有体面搪塞之途径，将君主的丑行全都与星象异变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为君主开脱了罪责，仿佛许多灾殃是由星象异变引起的，尽管最终可将责任追究到君主身上，天帝执法，以司天下无道之国及其君，论述君臣关系及君臣斗争的方式、表现、变化，为君主驾驭臣下出谋划策等。诸如此类，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