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错误地生活在这个我很不喜欢的时代

李零，1948年生，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有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艺术史、军事史、方术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代表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郭店楚简校读记》《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等。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该说点什么好呢？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父母。谢天谢地，

他们死里逃生，全都活到了90多岁，如果他们走得早，也就没有我。我的三个小哥哥都死在战争的年代中。

其次，今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40年，我应该感谢很多人，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学生和我经常请教的朋友，特别是远道前来的各位，没有你们的鼓励和帮助，同样没有我。

我还记得，我60岁那天，罗泰送我一首诗：

让我今天鼓励你

随时像小孩

希望在你的眼睛

将来也能看到童心

我一直说，我是上个世纪的人，我把心留在了那里。今天，我还能在这里讲话，只不过因为我多活了十七年，错误地生活在这个我很不喜欢的时代。所以我有一种算法，罗泰写诗那一年我才8岁，2000年以前是上一辈子的事。

我很怀念我的上一辈子。我经常在梦里，回到我从前住过的地方，我还是个小孩儿，爸爸妈妈都在。

我是两岁开始记事。十岁以前住城里，上学在白米斜街，张之洞的花园。那个花园很漂亮，但很憋屈，我常扒着后院的墙头，东张西望，看什刹海，岸边有算命的摊子，耍猴的班子。1958年，我家搬到西郊，不再住校，到处是荒草和坟冢，好像放虎归山，终于被解放。

我喜欢读书，但是不喜欢上学。更不喜欢住校，也不喜欢考试。

二十岁，我在内蒙古插队，两年后回老家。等我回到北京，已经二十七岁。我没上大学，但在乡下读了不少书，读书是为了消愁解闷，治病疗伤，疗我心中的伤。鲁迅有一首诗，“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我说，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我在乡下读书，琢磨过《孙子兵法》。

1977年，我是凭一篇小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工作，这篇文章是研究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我跟学术结缘是靠银雀山汉简。那时的考古所，所长是夏鼐。

1977—1983年，我在考古所，前后共七年。三年读书，四年干活。读书，是跟张政烺先生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学殷周铜器，目的是为《殷周金文集成》做资料准备。我这七年，跑过很多博物馆，大部分时间花在拓铜器、对拓片上，活都白干了。我在宝鸡西高泉挖秦墓，在长安张家坡挖西周遗址，也都白干了。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我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但我的考古知识、古器物知识和古文字知识，全是在这一段打下基础。

过去，《文史》《文物》《考古》《考古学报》门槛很高，我当学生的三年里，居然在这四本杂志上全都发了文章。很多老师，如俞伟超、王世民、李学勤、裘锡圭，他们帮我改过文章，推荐过文章，让我终生难忘。1980年，我还写了《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由张政烺先生推荐，五年后在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所里给我定的研究题目是楚国铜器研究。我写得太长，图太多，所里不给印，让我删掉一半，只拿一半答辩。我的论文，好长时间，一直发不出来，干等别人做菜，发出来的一部分也印得很差。多亏罗泰先生把我的少作翻译成英文，后来发表在德国的考古杂志上。我写子弹库帛书，本来只是研究楚文字的副产品，属于练手。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反复研究它，被它诱惑，几次跑到美国，甚至引发了我对中国方术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

我进考古所是夏先生点头，离开考古所也是夏先生点头。

1983—1984年，离开考古所。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干过一小段。调我去这个所的人是插队时的朋友，投身农村改革的年轻志士，我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不是参与者，只是旁观者，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才是我的研究重点。我在考古所时，上一届的六个研究生，一半没有通过。黄其煦的论文被枪毙，理由是“农业考古不算考古”。说实话，我是在农经所才关注农业考古和农史研究，过程考古学也是这一阵儿才有所了解。那时，我是个学术难民，无家可归。

1985年，我没想到，裘锡圭先生会写信给我，调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想调三个人到北大，只有我一个人去了。我到北大那一天，正好是俞伟超老师离开北大的同一天。我在北大任教，已经有三十二年。这段时间，占了我学术生涯的大部分。

我嘴笨，不喜欢教书，不喜欢演讲，更不喜欢辩论。我从未当选过优秀教师，也从未给学校编过任何教材。但我的书，十之八九都是来自课堂。它逼我说话，逼我思考，逼我把思考过的东西一次次提炼，把这些提炼过的东西变成明白易懂的文字。我更喜欢写字，写字比较从容。电脑的好处是可以反复修改。我说我是一个“老改犯”。

如今的学校，老师和老板已分不清。什么都是项目，什么都是表演，评这评那，什么都是钱。有人会撒钱，有人会花钱，撒向人间都是怨。我在北大参加过几个大项目，感觉非常糟糕。等我退出大项目，已经年纪一大把。时间一年年过去，感觉到生命被洗劫。我吝惜的不是钱，而是时间。我无余命可换钱。

我到北大，本职工作是古文字和古文献。

现在，研究甲骨、金文，远不如简帛热闹。我研究过银雀山汉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北大秦简和北大汉简，研究过子弹库帛书、马王堆帛书，写过不少文章和书。《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是对这类研究的一个总结。研究简帛，我觉得，收获最大，不是文字，而是思想。说实话，我对中国兵法的研究，对中国方术的研究，很多都得益于简帛。我一向认为，兵书和方术，不仅是技术，也是思想。不研究这些，思想就架空了。苏荣誉知道，我跟这个军事院校、科技史界和医学界都有点儿来往。不过呢，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研究的是精华，我研究的是糟粕。

1990年代，因为探亲，经常去美国，无意中结识了很多汉学界的朋友。我在美国发过几篇文章，鲍则岳、苏芳淑、罗泰、马克梦、夏德安翻译过我的文章。英文我很外行，我相信他们一定翻译得很好。

法国汉学家喜欢住北京，来往就更方便，来往更随便，我参加过法国远东学院的活动，参加过《法国汉学》的编辑工作，还到法国讲过课。吕敏、马克、杜德兰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从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日本去得不多。去年，应池田知久教授邀请，我在日本东京学会做演讲，讲春秋战国之际的“数术革命”。这是我和马克、夏德安经常讨论的问题。他们正在翻译我对子弹库帛书的介绍。东方学会把我的讲话稿翻成日文和英文。日文已经出版，英文马上就会出来。大家都已认识到，数术、方技很重要。

研究楚帛书，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少年，多少遍。我的《子弹库帛书》是个复原性的报告，涉及的是湖南考古的史前史。这本书在出版社已经七年，本来我想把这部书带到会上，再次落空，希望月内能够问世。苏芳淑、夏德安、马克、罗泰，还有很多很多人。我记得，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会，他们给我的帮助太大。罗泰已经把此书上卷翻成英文。

现在，我在大学教古文献，但从未在大学学过古文献。我从一开始，就是从出土文献研究古文献。传世文献和传世文物一样，要靠考古来激活。我写《吴孙子发微》，目的是探讨古代文本研究的范式。我把出土文献（简帛本、敦煌本）叫一级文本。古书引文叫二级文本（包括古书引文中的佚文），宋以来的古书叫三级文本。我认为，文本一条龙，传统研究只管龙尾巴，不行，龙头龙身更重要。校书，关键是往上校，而不是往下校。研究文本，我不但用考古材料，而且用考古方法这些年，我写过《兵以诈立》《丧家狗》《兰台万卷》《我们的经典》。《我们的经典》包括四本书，《论语》《老子》《孙子》《周易》各一本。这不仅文献导读，也是我的中国思想史。

研究中国传统，我有我的立场。说实话，我写《论语》，那是我的抵抗，抵抗如今的尊孔复古之风。我想证明一下，什么叫“传统文化”，中国的古书应该怎么读。

有人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持排斥态度，可是我很重视西方同行的研究呀。我在北大开过汉学课。世纪之交，我还向中国读者介绍过“学术科索沃”。如今时兴“国际接轨”，很多“接轨”是“抓壮丁”。我有很多汉学家朋友。我是拿他们当朋友，而不是当“外宾”，更不是当“壮丁”。我不会给他们“拍马屁”。在我看来，拍马屁是另一种歧视。

考古是我的本行。离开考古所，不做田野，不能算考古学家，但我始终是考古学的忠实读者。考古，发掘—记录—写报告，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后面还有阅读和阐释。古人说，“无恒产者无恒心”，我是学术无产者，当然没有恒心。

孙悟空说，“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爱听的是这句话。我对任何一行的“老王卖瓜”都缺乏敬意。我才不稀罕什么家不家。我最喜欢的头衔是“读者”和“行者”。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大地行走，看山川，看遗址，看博物馆，看库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向各地的考古学家请教。我在《入山与出塞》中说过，我对中国古代的祭祀遗址特别有兴趣，如甘泉宫、后土祠、雍五畤、八主祠。这个题目太大，我只写过一点儿，给有志于此的学生开个头。我的学生王睿、田天，她们做过很多的工作，弥补了我的遗憾。《我们的中国》是这些年跑路的总结，属于历史地理的研究。

小时候，我想当画家，没当成。我没想到，世上还有用考古讲艺术的一门学问，可以圆我的梦。2003年，苏芳淑教授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当客座教授，我写了一本讲复古艺术的小书，《铄古铸今》。2004年，《入山与出塞》是另一主题，一是山川祭祀，二是外来影响。2000年，何莫邪教授安排我去奥斯陆，我和罗泰一个办公室。我写有翼神兽，就是在那里写的。研究考古艺术史，我的最新著作是《万变》。封面有条鱼，象征“游于艺”，李猛的设计，我很满意。孔子讲了，“艺”这个东西一定要“游”。曾诚知道，我还经常掺和封面设计。

小说史，我也有兴趣。我跟马克梦经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写《两次大一统》，给中国小说的“六大经典”写过一点读后感。《角帽考》就是利用小说。顾青说，他可以跟我研究这个题目，但年岁不饶人，我想我是做不成了。

近年，书还在读，路还在走，艺还在游。

我两次跑伊朗，买了一些讲伊朗考古的书。我想，他生未卜此生休，外国的学问，这辈子是做不成了，但书总可以读吧。我正在写《波斯笔记》。

假如还有一个十年，我有一个愿望，写本《绝笔春秋》。我许过三个愿，《绝地天通》《礼坏乐崩》《兵不厌诈》，现在写不动了，只好压缩一下。中国，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僧侣没有地位，武士没有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来自乡下。我想把这个历史总结一下。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最近，我写了一批文章，如《谁是仓颉》《西周的后院》《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数术革命》《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孙子兵法>与中国传统》，就是讲中国的特色。

最后，我还想写点回忆，叫《我的天地国亲师》，讲讲我见过的世界见过的人。我还想研究一下我爸爸，叫《古典共产党》。这就是我心中的现代史。

上面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表达两个字：感谢。感谢给我生命，让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人。

人，活着就会思考。

书是笔记，行是日记，这些都是草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2017年6月12日在浙江大学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