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济会” 兄弟帮与美国诞生的幕后真相

带你走近“共济会”

（二）

“共济会” 兄弟帮与美国诞生的幕后真相

注：“Freemason” （自由石匠会）在中国被翻译成“共济会”，在本系列的后半部我们会看到，这个翻译不能准确反映该组织网络的历史及本质属性，但考虑到“共济会”一词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认知，故在本系列暂采纳该用词）

目录

（一）无所不在的“共济会”：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无形凝聚剂

（二）“共济会” 兄弟帮与美国诞生的幕后真相

（三）“新世界秩序”与美国建都华盛顿：“共济会”的蓝图设计

（四）美国的国旗、国印、国歌……“共济会”兄弟帮无处不在

（五）影子政府与恐怖网络后的乱世魔爪：冰山一角意大利

（六）“一体化统治”、欧盟的诞生：教科书不会告诉你那些幕后权术师

（七）西方精英们的“耶路撒冷”痴迷：巴以血腥冲突的幕后魔影

（八）故作高深莫测的共济会” 起源：既不古老也不神秘

（九）“共济会” 与“现代科学”的崛起：教科书不会让你看见的无形纽带

（十）“共济会”的“偷梁换柱”术：劫持华夏龙根

在本系列的第一节《无所不在的”共济会”：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无形凝聚剂》中，我们看到，在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进程中，遍及包括美国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英联邦诸国、前殖民地或深受其英美影响的诸多国家，共济会也成为这些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引着上层精英阶层，新兴的中产阶级也纷纷加入，他们把进入兄弟会组织作为自己在社会中被精英群体接受、社会升迁的最佳途径之一。一些共济会内部专用暗语也正式进入了英语的日常生活用语。

自十八世纪开始至今，共济会不仅已渗透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及文化，也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主流社会的思维意识，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凝聚剂，在无声无形中把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凝聚在一起，并遍及政府、军队、警察、律师界、司法界、议会、金融、各种同业行会、情报机构、娱乐传媒、文化学术等各个领域。承担社会有效运转的权力机构也多设有自己专门的共济会分会，如在英格兰，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共济会分会，通常，分会殿堂就设置在镇政厅、市政厅、郡政厅内。

无处不在的共济会对欧洲“旧大陆”如此深广地渗透，也就不奇怪，当英、法殖民者抵达美洲大陆时，这些秘密精英兄弟会网络也蜂拥而至。以英军抵达美洲为例。

“独立战争”与共济会在双方军队中的普及

在“旧大陆”欧洲时，共济会就在英军广泛存在，军中分会遍及英军的战地军团，由于美方的许多将领都曾在英方的正规军中服过役，属于同一个兄弟会的兄弟，因而兄弟会也从那些战地军团分会迅速传至美方的大陆军，并在战后对美国精英社会、文化、思维意识、社会价值观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考虑到，在美国的文化及生活中，军事与战争传统占据着无容争议的核心位置。

“独立战争”时，美方大陆军的高级指挥层可以说是牢牢被共济会成员控制着，举几个典型例子：

大陆军少将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不仅本人是共济会会员，还成为著名的共济会高级成员罗伯特·利文斯顿 （Robert R. Livingston）的女婿。蒙哥马利家族是欧洲名门望族，也是共济会世家，利文斯顿则于1784年成为共济会纽约地方总会的总会长；

无独有偶。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密友及共济会兄弟、大陆军另一将领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也是共济会新斯科舍地区分会会长的女婿；

莫瑟尔（Hugh Mercer）与华盛顿都加入了共济会的同一个分会（弗雷德里克斯堡分会，Fredericksburg Lodge）；华盛顿宣誓就职美国首任总统时，则已成为弗吉尼亚亚历山大分会（分会号22）的会长。

大陆军的另一高级将领伍斯特（David Wooster ），曾加入英军布雷尼勋爵（Lord Blayney）所属的一个战地分会，布雷尼勋爵后来成为英格兰总会的总会长。早在1750年，伍斯特本人就在纽黑文组织了一个分会，叫海勒姆分会一号（ Hiram Lodge No. 1），并成为其首任会长；

大陆军名将亚瑟·辛克莱将军（General Arthur St. Clair）是威廉·辛克莱爵士（Sir William Sinclair）的后裔，有如此可光宗耀祖的家谱，自不必说他的兄弟会员资格了。

威廉·辛克莱何许人也？读过轰动一时的《达芬奇密码》等畅销书的读者，大概会记得被渲染得热火朝天的苏格兰罗斯林教堂（Rosslyn Chapel）——小说中对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与各种神秘符号的小教堂描述得相当刻意而详细。威廉·辛克莱就是建这个教堂的苏格兰名门及共济会世家子弟。这个教堂被视为“圣殿骑士团”向胚胎中的共济会传授东方古文明玄学秘术的见证。

大陆军如此，英军更是如此。英军中的最高将领与行政长官都是王室家族及世袭贵族成员，如：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弗里德里克与小儿子坎伯兰公爵就是共济会成员。弗里德里克亲王本人于1737年被英格兰总会的总会长约翰·德札古利埃（John Desaguliers）吸纳加入共济会；坎伯兰公爵则继承英王室家族传统，在后来成为英格兰总会的总会长；

国王乔治三世的所有三个兄弟也都是共济会员；

英军名将威廉·豪爵士（William Howe）不仅是共济会高级成员，他在北美率领的31个步兵团中，其中不下29个都有自己的战地共济会分会。威廉·豪自己的参谋人员中，其中一个参谋奥古斯汀·普雷沃斯特准将 （Augustine Prevost）从1761年起还成为英军中受“皇家拱门会”（Royal Arch） 管辖下的所有共济会分会的总会长；

亨利·克林顿爵士（Henry Clinton）曾经在“七年战争”中担任不伦瑞克公爵费尔南德的副官，费尔南德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高级共济会会员之一，于1740年在柏林被吸纳加入兄弟会，并于1776年与德国的黑森亲王卡尔（Prince Karl of Hesse）一同，在德国汉堡创建了一个聚集众多欧洲显贵的分会。1782年，他又助推了泛欧洲共济会组织参加的联合大会（Convent of Wilhelmsbad）；

在英军将领统帅中，另一重要的共济会成员是利戈尼尔将军（ John Ligonier），他被许多人视为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英军中最重要的一名军事指挥官。在利戈尼尔的下属中，就有英国当时最有才华、为英军屡建战功的将领——未来的阿美士德勋爵（Jeffrey Amherst ）；

阿美士德在近代军事史上相当有名，不仅将许多新型及非常规作战方法与灵活的游击战术引入正规军，使之在北美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作战极为有效，而且也当属现代生物基因战的先驱——曾下令用天花细菌消灭印第安原住民。

1763年，时任英军驻北美总司令的阿美士德批准手下将领提出的一项建议：使用天花细菌消灭印第安人，阿美士德进而提议：“尝试任何其它有助于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的办法。

于是，英军向印地安人“赠送”了稀奇的“礼物”：沾染了天花病人皮肤粘膜排出的细菌的毯子和手帕。印第安人不同于欧洲人，在与旧大陆隔离的环境中没有欧洲大陆的传染性疾病，因而身体还不具备有效的免疫系统去应对这些致命细菌。对印第安人使用天花属于早期的种族生物武器，并成功导致印第安人大批死亡——实际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死于瘟疫、天花细菌的人数要远高于被殖民者直接屠杀而死亡的人数。

致命的传染病也不仅杀死了印第安人，也从心理上摧毁了他们的抵抗意志。英国人最终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功，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日后称霸全球、并至今维持超级无形帝国的地位，不断重演这历史丑恶一幕写好了教科书范本。

阿美士德曾是利戈尼尔将军的副官。在阿美士德下，许多共济会的战地分会都得以建立，并迅猛发展，如1771年在第三步兵团（东肯特团）内建立的战地分会第170号，当时阿美士德是这个军团的上校；分会第448号于1764年建立于第60步兵团——这个军团曾被以“ 皇家美国人” ( Royal Americans）所知，后被称为“国王皇家来复枪队”（King’s Royal Rifle Corps），即现在著名的“皇家绿衣军”（ Royal Green Jackets）——阿美士德也曾是这个军团的上校。

有高级将领带头，共济会的战地分会也在双方军队遍地开花，许多军团都拥有自己的分会，如英军中著名的皇家苏格兰燧发枪手团（Royal Scots Fusiliers）、 皇家诺森伯兰郡燧发枪手团（Royal Northumberland Fusiliers）、斯特郡团（ Gloustershire Regiment），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军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就把共济会建到哪儿。

通过王室、世袭贵族世家占据军中最高层的将领、统帅们建立的共济会分会在军中迅速普及，这个英军传统至今遍及整个盎格鲁ー撒克逊世界及受其影响国家的军队、警察、司法、律师、政府、学术教育界、行业公会、乃至整个社会，在那些受其影响的国家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运行的幕后权力机制，从盎格鲁-撒克逊的五个主体（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其它西方新教国家，如挪威、瑞典、德国，到被其殖民过、受其影响深远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印度、马来西亚，非洲的南非、肯尼亚、加纳、尼日利亚，甚至中东的埃及、约旦等等。

战地如此，战地外同样。如阿美士德本人的生活圈子也塞满了英国上层社会重要的共济会员，其中的多赛特公爵莱昂内尔·萨克维尔 （Lionel Cranfield Sackville）就大力赞助了阿美士德的职业生涯。

多赛特公爵的两个儿子都是共济会要员。小儿子乔治·萨克维尔勋爵活跃在英军的一系列分会中，并于1751年成为爱尔兰总会的总会长，其在共济会内的忠诚兄弟之一是加拿大新斯科舍总督、该地区首个共济会分会长的爱德华·康沃利斯中校（Edward Cornwallis）——他就是那个“不幸”的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的叔叔。查尔斯·康沃利斯代表英军在约克镇投降。所谓的“约克镇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中一系列诡异的军事谜团之一，如我们在审视“独立战争”时看到的，如果想打的话，当时的英军完全有可能取胜，却几乎是不战而降。只有在兄弟会的背景下，英军将领们在战争中的不可思议表现才可得以解释。

多赛特公爵是影响力巨大的共济会要员沃顿公爵（Duke of Wharton ）的一个伙伴。沃顿公爵于1722年成为共济会英格兰总会的总会长。游动于这一圈子内的，还包括国王乔治二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弗里德里克及共济会的贵族世家子弟达什伍德爵士（Francis Dashwood）。

达什伍德爵士曾担任英国政府的邮政大臣，在职期间成为后来的美国“国父”、科学家、高级共济会成员富兰克林的密友，富兰克林也曾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是英国政府内负责美国殖民地的副邮政大臣。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小圈子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立了一个共济会分会，并卷入数个其它秘密兄弟会，诸多共济会员成为这些“准共济会”的核心成员，构建了盘根错节的秘密兄弟会网络。深受英格兰系共济会影响的意大利分支不仅在意大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统一和崛起、也在意大利地下黑手党等犯罪组织网络被融入二战中及战后英美主导的各种隐蔽作战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二百五十多年后，在意大利插足的共济会网络成为横跨意大利及欧洲多个国家发生的一系列谋杀与恐怖活动甚至全球反共联盟幕后的影子般存在，包括“上帝的银行家” 卡尔维的谋杀、教皇约翰·保罗一世的可疑死亡、东欧与苏联的崩溃、及至2011年7月22日挪威的恐怖爆炸与屠杀血案等等。

国父、国王、公爵、学术文化精英......共济会兄弟遍天下

富兰克林被定位成美国的国父之一、科学家，这是个具有代表性并值得深度审视的人物，也是深度了解真正美国的一个绝佳窗口。

富兰克林是于1775年成立的“秘密通讯议会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gress for Secret Correspondence）的核心成员之一。该委员会由大陆议会组建，目的是在法国巴黎建立一个秘密谍报网络，通过欧美的共济会兄弟网络，进行他们正在计划中的战争准备，即后来被称的美国“独立战争”。换句话说，早在1775年，他们就已准备战争了。

富兰克林是英国共济会的一员老将，不仅早在1731年2月就被吸纳入会，而且先后于1734年、1749年两度出任英国在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的共济会总会长。正是富兰克林促成了第一本印刷的共济会手册在美国得以出版，这本手册就是共济会在编织自己“古老”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共济会宪章》。1756年，富兰克林又被接纳入共济会等秘密精英兄弟会势力在科学界的堡垒之一“皇家科学院”（皇家学会），成为一名正式院士。

“皇家科学院”（皇家学会）是英国王权-军-情-学术文化-密教政治组织等精英一体化网络的重要势力堡垒，富兰克林能被接纳作为其院士，这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

不仅在英国如此，当富兰克林在法国驻在时，也于1778年成为巴黎一个极为重要的共济会分会成员，即著名的 “九姊妹”分会（ Les Neuf Soeurs）。这个分会也是著名作家伏尔泰所属的，包括了许多国际舞台上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法国本土的伏尔泰、卢梭之外，还包括德国的歌德、及美国的富兰克林等人。

伏尔泰在离世七个月前于1778年4月被正式吸纳入会，歌德则是于1780年首先在德国魏玛的分会被吸纳加入共济会。当伏尔泰于1778年11月去世时，他的吊唁仪式就是以共济会的仪式举行的，在“九姊妹”分会长的带领下，分会的兄弟们列装参加。次年，富兰克林成为这个分会的会长。“九姊妹”分会对“法国大革命”也施加了重大影响。

富兰克林之所以被“大陆议会”委任为这个间谍网络的负责人，也受益于他担当的另一职务。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至“独立战争”正式被引爆的前一年1775年，富兰克林也在英国政府内担任要职，是负责北美殖民地的副邮政大臣（Deputy Postmaster-General for the American Colonies）。

传统上，由于邮政大臣这一职位使任职者可接触几乎所有当时的主要通讯手段——邮件，因而这个职位通常也是一个“双职”——兼任英国皇家谍报组织的要职。富兰克林担任的副职也不可能例外。

这不仅是英国，也不仅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邮政、通讯、交通运输、海关这些领域向来是西方列强诸国严加控制的国家命脉领域之一，在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西方强权主导的国际机构频繁以“自由贸易”为由，软硬兼施地引诱、强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些战略性领域，常作为军情机构门面的某些西方跨国公司、金融财团也以“投资者”的面目，与目标国家的通讯、金融等公司“合作”，从幕后掌控目标国家的保险、邮政、通讯、交通运输、物流等行业。

这其中有多少属于真正的商业性投资，多少是承担其它不可告人的角色，是每一个负责任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机构都应密切关注的。在对华为的全面绞杀战中，美国某家快递公司擅自将华为公司文件截取到美国一案实属冰山一角。

实际上，欧洲及后来的美国在海外殖民扩张中，都注重获取对目标国家的海关、邮政、通讯、运输等领域的控制，如鸦片战争后，在这些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除了规定诸商品的进出口税率、鸦片需以“药品”的名义进口外，还规定中国必须“邀请”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中国从此丧失海关关税自主权、管理权及国家一大部分的财政权。由英法主导、美俄幕后协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进一步强化主宰了中国海关税务的掌控。自1859年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近代海关共有五任总税务司皆由英国及美国人担任，“洋臣”们全面掌管着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税收及人事管理大权。

在后来成为美国国父的富兰克林担任英国政府副邮政大臣这一要职期间，他与当时在职的邮政大臣达什伍德结成了亲密关系。达什伍德不仅是共济会要员，也卷入数个准共济会秘密兄弟会组织。1772-1774年夏天，富兰克林寄居在达什伍德的家中，在这里，两人不仅合写了英国国教《祈祷书》的缩写本，而且还一起举行了一些“让许多人生疑的诡异仪式”。

根据许多主流历史书、学校教科书的流行说法，富兰克林是一个倡导节制、节俭等美德的楷模。历史女神则以令人想不到的方式让这个肥皂泡不捅自破。当二十世纪即将降下帷幕时，富兰克林当年曾在伦敦的居所处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1998年，在对富兰克林曾居住过的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家进行挖掘时，人们惊诧地发现那里埋着十具尸体，其中六具是儿童的。经过鉴定，都是死于富兰克林住在那里的时期的。虽然此后公众被告知专家们的一个“推测”结果，称这“也许”是富兰克林及其“房友”热衷于盗墓或购买尸体作医学实验等目的而搞到的，但这些儿童尸体为一些研究者早已生疑的理论提供了一些佐证——这些研究者长期怀疑，富兰克林与达什伍德处两人一起参与的“神秘仪式”实际上是魔鬼撒旦教仪式。从他与达什伍德交往的圈子中那些人所属的各式秘密社会组织，包括“地狱之火俱乐部”（Hell Fire Club）看，也可理解这些研究者的疑心。

兄弟会隐匿于“独立战争”的系列谜团节点

在《“独立战争”童话与军事史上的重重谜团》，我们曾详细审视过，“独立战争”中的英军战败堪称世界军事史上一大奇迹，尤其是考虑到英军不仅至此一向以善战著名，拥有高效运转无处不在的谍报网络、善于谋略的杰出将领、训练有素的将士，而且士气相当高，也是正规战与游击战都擅长的军队，在各个方面都远优于美方那支由一群散兵和华盛顿这样平庸的将领组成的殖民地大陆军，并在多次大胜大陆军的情况下，又多次高抬贵手，放生惨败的华盛顿残军。从“波士顿倾茶事件”、 “莱克星顿第一枪”开始，历经纽约“长岛”战役到最终的约克镇围困及投降，整个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系列军事疑团。

但若用心审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国父”的身份、“独立战争”从始至终的幕后推动力量，这些谜团也就不解自开了。如:

“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前，1773年10月，与共济会相连的一个组织“北端核心小组”（North End Caucus）通过了一项领导层决议：抵制英国运送的茶叶，并组织了一个码头卫队，名义上是“保护船只”，实际上是防止并阻碍收货人从船上卸货。

在波士顿，共济会有个著名的“圣安德鲁分会”（St Andrew's Lodge）。“北端核心小组”的“抵制茶叶”决议随即被“圣安德鲁分会”的两个核心成员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 及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发表，煽动公众抵制茶：“用我们的生命和财富抵抗东印度公司运送的任何茶叶！”；

“北端核心小组”作出“抵制茶叶”决议不久，一张告示被钉在著名的 “自由树”（Liberty Tree）上，张贴告示的是一个叫“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的组织。“自由之子”在波士顿贴出的这张告示威胁茶叶的收货人：必须从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委托人身份辞职，“对此无视，将招惹祸害！” 。“自由之子”也同样与共济会密切相连；

“自由之子”组织有一个军事核心，叫“忠诚九”（Loyal Nine），这一部分成员自1765年起就开始酝酿暴乱、抗议示威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民间抵抗”活动。（今天，横跨全球的“颜色革命”使用的策略与此相当类似，这种类同并非巧合，而是同一网络的大师在数个世纪前就已经演练得炉火纯青的技艺）；

1773年11月底及12月，当载着茶叶的数条货船在波士顿的格里芬码头（Griffin’s Wharf）先后靠港时，另一个同样与共济会相关的秘密组织，“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也四处散发传单进行煽动：“由东印度公司运往这个港口的可憎的茶叶如今已到港。以男子汉的勇气反抗暴政的摧毁性时刻就在你的眼前！”；

这些四处煽风点火的组织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或者在波士顿”联合大街”（Union Street）的“绿龙酒馆”（Green Dragon Tavern ）建立了秘密集会等活动据点，或者与之关系密切。不仅如此，这些组织的成员也相互交叉重叠；

“绿龙酒馆”不是一般的酒馆。早在1766年，它就被称为“共济会会所”（Freemason’s Hall）。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扮演主角的共济会“圣安德鲁分会”（St Andrew's Lodge）在这一年出钱购买了该酒馆，直到1818年，它也一直被称为“共济会会所”。1818年，圣安德鲁分会迁移到“咖啡交易所”（Exchange Coffee House）。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把这个“绿龙酒馆”视为“美国革命的总部”（headquar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3年12月16日，在格里芬码头，六十名左右乔装成“摩霍克族印第安人”的人马未遇任何阻拦、如入无人之境地登上东印度公司三只货船，把三百余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如此完成了这个从此载入史册、作为“独立战争导火索”的转折性历史大事；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担任主角的，是共济会“圣安德鲁分会”及“自由之子”的军事核心小组“忠诚九”（Loyal Nine）；

“波士顿倾茶事件”前夕，共济会的“圣安德鲁分会”的会议记录显示，该分会的会员打乱了自己分会的日常日程，因为许多会员要忙于即将到来的“波士顿倾茶”的准备工作。这之后在港口码头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共有两个先遣队的民兵被分派任务，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抵达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船上的货物”。

这些本应作“保护者”的民兵中，许多人实际上都拥有双重身份。如第一分遣队的队长是爱德华·普罗克特（Edward Proctor ），他本人就是“圣安德鲁分会”的会员，1763年被吸纳入会；他手下的民兵中，至少有三个人是属于同一个分会的会员，包括斯蒂芬·布鲁斯（Stephen Bruce）、托马斯·诺克斯（Thomas Knox）、保罗·里维尔。不仅如此，还有至少另外三名民兵属于“自由之子／忠诚九” 的成员。第二分遣队也至少有三名属于“圣安德鲁分会”；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正是里维尔骑马赶到纽约等地，使倾茶计划成功实施的消息得以迅速在其它殖民地传播；同样的，1775年4月18日，当英军奉命前去莱克星顿缴获一个民兵的武器仓库时，也是里维尔骑马提前赶到，向殖民地民兵发出警告，使得英军与七十余名早已提前准备好的殖民地民兵在莱克星顿发生武装冲突。这就是历史上那著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打响的背景；

“波士顿倾茶事件”时，共济会“圣安德鲁分会”的会长也是共济会在北美的总会长约瑟夫·沃伦。沃伦也是“自由之子”和“通讯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 “莱克星顿第一枪”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里维尔不仅是“圣安德鲁分会”的重要会员，同时还是“自由之子”和“通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1775年4月22日，当第三届马萨诸塞州“州级议会”召开时，沃伦是该次大会的主席，又在著名的“邦克山战役”（Bunker Hill）中成为大陆军的指挥官；

1775年5月10日“大陆会议”召开时，也是从这个著名的“圣安德鲁分会” 的会员中产生了大会主席——沃顿之后的“圣安德鲁分会”会长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正是这届大会授权组建一支“大陆军”。华盛顿，作为共济会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分会（分会号22，Alexandria No. 22 lodge）的核心会员之一，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

实际上，早在“独立战争” 被引爆、美国正式建国一百多年前，共济会成员就陆续抵达美洲殖民地扎根布局、播种了。如在早期抵达的共济会著名成员中，包括约翰·斯科纳 （John Skene） – 他于1670年被吸纳加入苏格兰的爱丁堡分会，抵达殖民地后，成为殖民地早期共济会的“播种”者。斯科纳后来成为新泽西州的副州长。

另一个早期著名的兄弟会成员是来自英格兰的乔纳森·贝尔彻（Jonathan Belcher），贝尔彻于1730年成为殖民地麻省与新汉普顿（Massachussetts and New Hampshire）的州长。

在起草美国宪法的美国“国父”中，除了华盛顿本人及富兰克林之外，还包括埃德蒙德·伦道夫、杰斐逊、亚当斯。埃德蒙德·伦道夫是共济会在威廉斯堡分会（Williamsbury lodge）的会员，也是华盛顿的副将。华盛顿作总统时，他成为美国首任司法部长，后又成为美国首任国务卿及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并担任共济会弗吉尼亚总会的总会长。

美国最高法院的首任首席法官／法院院长也是一名著名的重量级共济会会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弗吉尼亚里士满分会 ( Richmond，分会号13） 的核心会员，并在后来晋升为该分会的会长。

在《“灯塔国”建国权贵们的江湖骗术》等系列，我们已审视过华盛顿这个人物，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都在向孩子们散播一系列有关“圣贤”华盛顿的故事，但如我们审视过的两个例子（1. 砍樱桃树与“痛恨奴隶制”的华盛顿；2. 华盛顿总统府家里的秘密奴隶通道），许多这些故事完全是子虚乌有，这里无需再浪费笔墨，仅从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个问题再多说几句。

长期中，许多研究者对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个决定不以为然。若分析一下他率领下的军事战役，这些质疑也可理解：华盛顿远非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战绩平平。作为年轻军官，华盛顿的战绩是：耻辱性的战败，并被迫签署了投降书。

“独立战争”爆发时，华盛顿在军事上仍无什么经验，更无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建树。更有名的倒是他的另一身份：是个拥有数百名奴隶的大奴隶主与烟草庄园主。如此的华盛顿，仍受命于大陆会议，率领大陆军与英军作战，华盛顿的任命与他的共济会成员身份是否有关？这一点最好留给他自己去上帝那里汇报了。这里可以说的是，如我们以英国警方及法律界为例看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系列关键领域高层精英人员的晋升，没有“兄弟会”等某种精英网络“颁发“的 “通行护照”，恐怕会相当困难，至多只能止于一个无形的天花板。现代如此，在当时同样如此。

毫不夸张地说，“独立战争”也好、“美利坚共和国”也好，一切皆掌控在“兄弟会”手中。

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幕后同一只无形之手

共济会势力并不限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如我们前一节看到的，英美系的共济会基本上算是个“山寨版”，1717年，如今已遍及盎格鲁-撒克逊社会、英联邦诸国、前英美殖民地或深受其影响的诸多国家的英格兰系“共济会”正式被英王室组建。这其实是个“山寨版”，是统治当时英国的新教汉诺威王朝为了与天主教苏格兰斯图加特王朝-法国王族争夺绝对统治权而从原版“共济会”分离出去的一支。在法国，共济会的势力同样隐匿而强大。如今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共济会赠送的。法国共济会内最著名的一个人物，当属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拉法耶特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在《从巴黎的地标建筑透视神坛上的“法国大革命”》等系列上，我们已多次提到这个人物。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军曾与华盛顿的大陆军并肩作战，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拉法耶特。1781年8月底，拉法耶特及普鲁士老将弗里德里希·冯 ·施托伊本男爵带领的联军在法国舰队的帮助下登陆，进而将英军围困在约克镇，这被视为“独立战争”中的“关键一战”。

拉法耶特出身法国名门军事贵族世家，祖上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等一系列血腥战争。在1789年的国民议会上，是三个等级中贵族阶层的代表。攻打巴士底狱的第二天，拉法耶特被任命为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司令。

如我们审视过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行动，而是一场新旧精英势力之间的血腥权力争夺战，并有效利用了普通民众长期的积怨。

在幕后精心设计并导演这场“大革命”的“新势力”的核心是共济会等数个密教政治兄弟会组织，它们的目的是要打破“旧秩序”，按照自己的蓝图，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一个由它们主宰的“新世界秩序”。在前后二十几年分别发生在新、旧大陆的两场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中，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法国拉法耶特将军等这些秘密兄弟会及关键人物都扮演了重大角色，这绝非历史的偶然。

在攻打巴士底狱的第二年（1790年），巴士底狱的钥匙被拉法耶特侯爵作为礼物，送给他在美国“共济会”的兄弟、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今天去华盛顿故居弗农山庄的游客仍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把钥匙。

拉法耶特不仅向华盛顿赠送了巴士底狱的钥匙，1784年，拉法耶特将军访问华盛顿的弗农山庄时，还特地为华盛顿带来了另一件特殊礼物：共济会正式着装中的围裙。1793年在“国会山”奠基仪式中，华盛顿配戴的共济会饰带如今由亚历山大分会保存，仪式中戴的围裙则被宾夕法尼亚总会收藏，这个特殊围裙就是1784年由拉法耶特将军赠送的，并由拉法耶特将军的妻子亲手刺绣而制。拉法耶特访问华盛顿的弗农山庄时，这里是拥有数百名奴隶的大庄园，由华盛顿和其妻子拥有。

“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了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来自美国奴隶主国父们的灵感，最初草稿是拉法耶特侯爵与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商榷后起草的。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最著名的业绩是为美国《独立宣言》写下“人生而平等”。《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原则。但这里的 “人” 和“公民” 到底是指谁？

在美国奴隶主国父们的灵感下写出的法国版“人权宣言”承袭着同样的思维。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纲领性文件诞生的时代，“人”的概念只包括拥有一定财产的男性白人基督教徒。与美国首位总统华盛顿等“国父”们一样，杰斐逊也同样是个大奴隶主，他的奴隶们是没有任何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平等”的人权的。同样，法国版的“人权宣言”也不包括妇女与奴隶。

无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法国大革命”都没有废除奴隶制与奴隶贸易，这些“自由、平等、博爱” 的社会变革也没有赋予妇女平等的权利，而且许多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仁慈者”们都激烈反对废除奴隶制，甚至本人就是大奴隶主。

伴随着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共济会秘密网络开始向美洲大陆移植，并有意识地铸造一个独特的社会意识：美洲大陆是一幅空白的画卷、一个新世界，应该根据共济会的“新世界秩序”蓝图规划，把它缔造成一个理想的“新王国”。

这个理想的世界将由基督教白人构成，并由兄弟会这样的秘密精英从幕后掌控社会的一切，就如同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新大西岛）中描述的，这个“无形的学院”（秘密兄弟会）不仅要深谙大道无形之术，还必须具有鲜明的基督教属性。在其蓝图中，这个王国将以大西洋两岸（欧、美）的基督教西方大一统联邦为核心，向世界其它地区辐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国印上刻有罗马文字“Novus Ordo Seclorum” (“新时代秩序”或“新世界秩序），它象征着古罗马帝国的这个现代后继者将引领新的世界秩序与一个新的时代。

为此，从首都华盛顿的城市设计规划与地标建筑，到国旗国歌国印的设计等，处处折射着兄弟会及其蓝图规划的影子。

这才是美国建国的幕后真相。

但他们要建立的这个“新世界秩序”、这个“新王国”究竟是什么样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