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伪蒙古军来龙去脉

摘要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伪蒙古军来龙去脉伪蒙军，全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1936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在日军蛊惑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家乡西苏...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伪蒙古军来龙去脉

伪蒙军，全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1936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在日军蛊惑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36年年2月10日，在日本扶持下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布"改元易帜"，即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当年为成纪731年)和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色条的蒙古(军)旗，公开宣布叛国"独立"。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和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宣誓就职，誓词中称:"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专程前来到会祝贺，李守信出任副总司令，并成立了日本顾问部。

1936年4月下旬，在日本特务、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德王又纠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和亲日派骨干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招募新兵、扩充军队。经过几个月扩军之后，伪蒙古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第一军辖一至四师，主要由李守信旧部(多为汉族官兵)组成，李守信任军长，刘继广、尹宝山等分任师长。第二军辖五至八师和警卫师，主要由各盟旗原有和新招蒙古族士兵组成，军长由德王自兼，师长有乌云飞、穆克登宝、包悦卿等。全军均为骑兵，号称万人，军费、武器多由日本关东军供给，并在日军的指使下向绥蒙一带不断进犯。1939年9月，日本又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伪政权正式合并为驻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伪蒙疆政权成立后，伪蒙古军仍下辖9个师，司令部驻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参谋长乌古廷，各师分驻伪蒙辖境要地。厚和豪特还设有蒙古军官学校，校长先后有脑门达赖、乌云飞、仓都冷。伪蒙政府迁往张家口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仍驻厚和豪特。1939年，第9师编制撤消。1940年，李守信旧部1至3师改编为地方性靖安警备队。1943年，第4至6师与五个盟保安队整编为5个地方性防卫师，又将第8师改称第9师。至此整个蒙古军只有7、9两个野战师，第7师师长达密凌苏龙，第9师师长先后为扎青扎布、乌勒吉敖喜尔。1945年初，为适应战争需要，日本又大举扩编蒙古军，将原1至3师改编的靖安警备队及察南警备队改编为4个正规骑兵师，将3个蒙旗保安队扩编为3个骑兵旅，使伪蒙古军扩大到下辖6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和5个防卫师。从军部到连队，基本都配备了日本顾问和指导官、教官来监督、指挥和实行奴化教育，以便为日军的侵略政策服务。

1936年5月，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撤销，改名为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被日本侵略者任命为伪“蒙古军政府”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在日寇侵入绥远省后，为了让满洲、蒙古都成为它统治之下的“国土”，日军命伪蒙古军进入绥远，并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省城归绥为“首都”。

1939年9月，日军又将另外两个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改编演变为“蒙疆联盟自治政府”。

“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其伪军主力约10余万人，主要是以骑兵为主，下属8个骑兵师和一个卡车团。协调日本驻蒙军作战。

该部队看似打着蒙古军队旗号，其实内部有不少汉人，战斗力极其有限，二战后期，作为“八月风暴”计划的一部分，苏联和蒙古红军对日宣战，侵入内蒙。1945年9月，德王的蒙疆政府彻底瓦解。所谓的伪蒙军，也在顷刻间被摧毁的灰飞烟灭。

此时的伪蒙军，实际可分为三支力量，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王英是汉人，他手下的“大汉义军”也以汉人为主，共有5个旅。

王英虽然出生内蒙，但与德王和李守信不同，他不是蒙古人，是汉人。从履历表上看，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跑江湖”的，奉过的主子多了去，当然大多数都是挂个名号，混碗饭吃。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历史潮流”，站到膏药旗下面来了。

伪蒙军进攻傅作义的绥军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电报，说现在连中央都扶植我，要让我自治了(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中央)，就是你绥远不是东西，老是不想让我舒舒服服。“蒙古虽弱”，我也得“作最后之挣扎”。

他要傅作义“自觉自愿”地退到百灵庙以南，否则，他就要“挣扎”了。

看出来了吗，这其实就是一份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姓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

傅作义的坚决态度，还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他弄得五迷三倒的羽山机关长。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定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天津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天津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啊。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天津驻屯军交代呢，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虚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李英夫，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我们日本是绝不会过问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因为傅作义已经从里面听出，关东军不会轻易参战。

羽山到底是日本人，如果关东军都来打绥远，他会这么“冷血”吗，至少得忙着帮关东军搞军事情报了。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面对着“挑战书”，蒋阎傅终于形成一致：打!

随着一声“打”，田中和德王果然把脑袋伸进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里来了，这真是让倒霉给催的。

那份“挑战书”虽然是用德王的名义下的，但“主帅”却是田中。谁是真正的主子，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田中踌躇满志。几年前，不过在暗室里策划了一个“马玉山路事件”，就由少佐升为了中佐，这一家伙要是打胜了，直接升将军都有可能。

他跟“九一八”时代的花谷正是陆大同期的，后面那位兄弟自此扬名后，似乎就消失无踪了，可见机遇不等人啊，不多杀点人如何有机会“因功受奖”呢。

看看手下，一众虾兵蟹将，都套着日军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皇军”哩。

吾领这么多“皇军”，虽与正宗的尚有差距，但全系日械武装，焉有不胜之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5日，田中“升帐”，决定兵分三路攻绥，李守信居左，德王居右，王英居中作为主力。

田中还提出了一个很“励志”的口号：把傅作义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在这次攻绥行动中，连李守信都只能当二线角色，跑跑龙套什么的，日本人推出的男一号是王英。

此时的伪蒙军，实际可分为三支力量，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王英是汉人，他手下的“大汉义军”也以汉人为主，共有5个旅，5千之众。

田中对他的“第一炮”十分看重，一定要打响，那他为什么独独选王英做“先锋官”呢?

本来在田中的眼里，汉人和蒙古人都一样，都是他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不过这里面又有所则重。

日本“内蒙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扶助”德王建立“蒙古国”，如果蒙古人组成的军队都提前报销掉了，那还建逑个国啊。所以，田中就打算让王英和他的“大汉义军”先上去送死，而让德王和李守信的军队作二线支援部队，这样，即使冲突，后面两位还可以少受些损失，从而为“建国”留下“火种”。

对田中的这个决定，三方都很乐意。

能够不费人马而坐收渔利，德王和李守信哪有不高兴的道理。至于王英，他在伪蒙军中排在老末，要是不趁机上去多抢点功劳，日后如何能让“皇军”看得起并平步青云呢。

绥东告急。

但在得知大兵入境后，傅作义却出人意料地冷静下来。

他在思考伪蒙军的七寸在哪里。

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名将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不管外面如何嘈杂，都能做到百般审慎，谋定而后动，而一旦拍板，则义无反顾。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万5千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三分之一。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日军，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战对傅作义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伪军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

因为到时日本人肯定要干涉，而不管是不是会出动大批日军上阵，局面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必须要快，在日本人还没回过神来之前，就用“迅捷手段”把伪军给干得没有脾气。

因此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是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给我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3日，王英率“大汉义军”从商都出发，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直奔红格尔图而来。

从商都到红格尔图有60里路。伪军花了足足两天时间，其先锋才到达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

来到目的地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个连，300人，而伪军自己有多少呢，1500人。

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退休返聘过来的。

5个壮汉打1个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这些“前土匪”们相互对视一眼，今天真是交好运了，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1936年11月16日，红格尔图战役(又称绥东抗战)正式打响。1500名伪军唿哨一声，骑着马，向守军营垒猛扑过去。

很快，他们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对方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伪军不卖力，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们连续发动了6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伪军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进入了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

口袋阵的特点是，开口很小，里面很大。傅作义把主力部队放在后面，这些人开始不打仗，是准备最后扎口袋用的。放在前面，担任“各县村围堡之守备”的，就是伪军遇到的“老弱残兵”，但其实他们既不弱也不残，都是部队里选出来的有相当作战经验的老兵。

　这些老兵的外貌容易给对手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就是打他们应该不困难，只要再使把劲就能挤过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就是如此，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伪军打红格尔图上了瘾，他们甚至把这里的电话线路都给割断了，意思就是要切断红格尔图与外界的联系，好好地围上两天。

傅作义电话打不进来，但对这里的情况却看得清清楚楚。

在红格尔图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已经到达了红格尔图以南100里处的平地泉。

红格尔图这里一开火，傅作义就很快弄清了伪军葫芦里的卖的药。

当时伪蒙军还据有绥北的百灵庙。百灵庙与察北的商都基本平行，中间就是隔着一个红格尔图，田中要打通这里，显然是为了使察北和绥北联成一线，下面不言而喻，就是要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发动，从外线对绥远进行包围。

傅作义要将计就计。

1万对1万5，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现在你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却正好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要利用这个对方吞不下也吐不出的诱饵，把一部分伪军吸引并钉死在这里!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伪蒙军要把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做成一条黄瓜，连成一线，我则给他来个“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

红格尔图绝不是光守，而是攻的问题。伪军要在这里全包我，我却要从这里反包他。大家都说我善守，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是，我最擅长的还有攻!

善守之将要打出善攻之将的威名来了。

显然，在老傅的筹谋之中，红格尔图这颗棋子十分重要，无论攻守，都必须做到守得住，攻得上。

他把在红格尔图前线建功立业的任务交给了董其武。

长城抗战中，被并称为“傅家二虎”的董其武和孙兰峰曾双双露面，不过那仅仅是小露一下，傅作义准备让绥远战役成为这二人的成名代表作。

这时的董孙，已由团长晋升为旅长，但因为资历尚浅，正式任命时仅授以副总指挥一职，跟在两位骑兵师长后面做副手。不过实际作战的进程表明，他们在驾驭全局上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绝对配得上给老傅家看大门了。

红格尔图原有3个骑兵连，在得悉战役爆发后，董旅长又增援上来1个骑兵团。

其实他手上的骑兵师还有大半没上来，可是一直按着不动。

不是舍不得用，而是还没到时候。

与之相反，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田中和王英都亲临指挥，而且把能用于进攻的汤汤水水都搬了上来，进攻部队增加到3个旅，计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浩浩荡荡，5千多人呢。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马，那壮面倒也煞是壮观热闹。

不过，王英拉的架势好看是好看，却不顶用。一连七次冲锋，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得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去，反而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狠狈逃窜”。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伪蒙军的士气被完全打了下去，这时候就轮到董其武出手了，出重手。

1936年11月18日，凌晨1时30分。

董其武把自己掌握的全部家底都拿了出来。

两支机动主力冒着大雪严霜，双双出击，开始给口袋阵扎口子。

一支是骑兵师，剩下的4个骑兵团，一个不少，倾巢出动。骑兵们打着马，绕了个大圈子，准备从后面对伪军进行包抄。

另一支则“师称机械化”，当然是“准机械化”。

早在长城抗战时，绥军就显示出了不一般的机动效率。当时因为战况日趋紧张，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率部去昌平。

绥军的原驻防地点离昌平有200余里路，而且部队还不在一块，东一搭，西一搭，分散各处。

何应钦估计，就是绥军再紧赶慢赶，短时间内也到不了昌平。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天发调令，傅作义第二天下午就来报到了。

何部长平时调兵遣将，最感头疼的，除了各部队不听指挥外，还有行动太慢。你传令两天到达，他得用一个星期，限定一个星期，他起码得耗半个月。

全部加一块，其实说的就是执行力太差，这也是抗战期间中日军队在战力上的一个重要差距。

绥军如此神兵天降式的速度，直让见多识广的何应钦都产生了错觉，这还是一支中国部队吗，而且还是中国的地方部队?

事实上，傅作义的绥军不但擅守，而且擅跑，向有“三快”之称，即“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这一点跟它的“七路半”形象倒也很是契合。

据说傅作义在绥远练兵时，一夜行军60里是家常便饭。

60里，还得负重。

负多少呢?

肩上扛个50斤，眉头都不许皱一下。

在《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们被要求100里越野，同时身上负重50斤。论距离，当然更远了一些，可人家那是老A级别的特种兵，从野战部队里面千挑万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

如此一对比，绥军至少够得上准特种部队的级别了。

然而即便如此，傅作义还是不太满意，他认为人腿再能跑，毕竟还是人腿，要是能再加上几个轮子，就大不一样了。

长城抗战，日军的坦克大炮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坦克在南天门战役中制造的“闪击效果”更是让他耳目一新。

什么叫现代化战争，这才是。

绥远战役没打响之前，他就要求老蒋派类似的“高精尖部队”先行进绥。

老蒋调了中央军1个炮兵大队进来。

坦克暂时却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洋坦克没有，那就造土坦克。后来，老八路打鬼子炮楼，因为缺乏重武器，就弄出来这样有民间特色的“坦克车”。方法多种多样，但基本构造差不多，都是轱辘木板车在下面，上面放张八仙桌，桌上蒙几床厚棉被，浇上水后，一般步枪子弹比较难打穿。置身“坦克”之中，“驾驶员”是很难看清方向的，全靠旁边的人指点，让他左就左，让他右就右。

当然了，这样的“木板坦克”能够建功，全赖炮楼里也没重武器。要不然只须一炮，“坦克车”就能瘫掉，而且这玩意儿实在也够原始，除了用于瓮中捉鳖外(还得是比较差劲的鳖)，并无多少真正的实战价值。

傅作义的绥远虽穷，却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四个轮子，他不用木板车，用汽车。上面不用浸了水的棉被，只是加一个金属罩，然后掏眼装机枪。

“汽车坦克”跟“木板坦克”相比，不仅驾驶员对前方目标一览无余(甚至视野比真正的坦克手都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跑得足够快。

这么一武装，原来的步兵立马就可以被改装成“准机械化部队”。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董其武亲率2个步兵团，坐着这种“汽车坦克”，拉着大炮，在红格尔图附近把伪军切成一个个小块，在更小的范围内“各个击破”。

骑兵跑得快，“坦克”开起来也不慢;骑兵的面前没遮没拦，“坦克”却有“金钟罩，铁布衫”，子弹打在金属铁皮上，乒乒乓乓，愣是穿不过去。再加上伪军无炮，绥军有炮，双方战力对比马上倒了过来。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闪击战”效果就显现出来，红格尔图周边的伪军骑兵被“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天亮之后，负责包抄的骑兵师突然从外围收网，对伪军来了个反包围。

曾经张狂一时的“大汉义军”被打得原形毕露。田中和王吉的指挥部被掀了个底朝天，要不是这两小子跑得快，连命都要丢在红格尔图了。

王英更是狼狈，连乘坐的马车都没来得及带走。后来开祝捷庆祝大会，汪精卫和阎锡山兴致勃勃地赶来检阅部队。来了一瞧，这马车不错嘛，谁的，王英的，嗬，就坐它了。

红格尔图之役进行的同时，晋军李服膺从南面乘势而起，把另一路伪军给赶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