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闽商如何崛起？广州崛起靠福建，为何又成历史罪人？

摘要福建闽商如何崛起？广州崛起靠福建，为何又成历史罪人？福建的闽商，一直都是“低调且奢华”的典范。看似平凡无奇，实则可能家财万贯。自古以来，闽商就是重商逐利，“只博黄...

福建闽商如何崛起？广州崛起靠福建，为何又成历史罪人？

福建的闽商，一直都是“低调且奢华”的典范。看似平凡无奇，实则可能家财万贯。自古以来，闽商就是重商逐利，“只博黄金不博诗”。福建的海商，也就是海上贸易，从明朝开始叱咤风云，到清朝时走到巅峰。但在这个过程中，引领者从原来的福建漳州人变成了泉州人。

泉州

前几年，我给泉州的一家企业做了两年的管理咨询，算是深度体验了一下这个城市的风土文化，闭上眼睛，完全可以想象的出它曾经的繁华，当然现在也不差。只是，我们会看到很少的摩天大楼平地起，因为财富大多都隐藏在杂乱无章的巷子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视觉冲击：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两旁陈旧的密集房屋，头顶密密麻麻缠在一起的电线，但是一步一台豪车。

我们上期视频聊了广州十三行的崛起，讲到十三行里大多数的行商都是福建籍，比如十三行的领导组织公行，首届公行领袖，也就是总商，就是福建泉州籍商人潘启，之后他儿子潘有度又做了10年，所以潘家在广州一口通商的85年时间里，担任总商的时间最长，旗下的同文行也是十三行里唯一的百年商行。

当然，潘启只是十三行里福建泉州籍行商的代表。潘启之前，有李旦、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他们都是泉州籍，之后的伍秉鉴也是泉州籍，并且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贸易，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但是伍氏家族同时也丧尽天良，坏事做尽，这个我们一会详细说。

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泉州商人是怎么起来的。然后再来看看，这些福建商人如何抢占广州。关于海商的详细内容，我们会从下期视频开始详细聊，我们今天先把广州十三行讲完。

漳州

之前，漳州人之所以可以成为闽南商人之首，得益于此地出了一个太监，叫王景弘。王景弘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手，一共跟着船队南行了五次。大家都知道，郑和七次下西洋，王景弘有两次没去，原因是他在闽浙沿海地区负责招募水手和造船工匠。王景弘是漳平人，自然要用自己人，所以很多漳州人就是在这时被招募进来，成了官方水手，可以公费走出国门，看看这个世界。而且王景弘在郑和死后，还自己亲自率领船队去了一趟苏门答腊，也就是印尼。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漳州人的海外贸易意识被觉醒，并且抢占先机，控制了途径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中国澳门等港口转运到中国的白银贸易，并且大量向外移民。那个时候，在西班牙控制下的菲律宾马尼拉，十个中国人中有八个是漳州海澄人。也正是因此，1572年，漳州月港，成为明朝唯一一个可以进行海上私人贸易的港口。

不过，好久不长，光辉岁月也就延续了三十多年。伴随着月港繁荣的渐渐消退，和1603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对华人的大屠杀，漳州商人元气大伤。之后，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开始以泉州为大本营，重新打造海上贸易基地，并开始引领泉州海商的崛起。

现在我们回到广洲。在潘家潘启去广州之前，广州已经聚集了大量福建商人，尤其是对外贸易行业。比如在十三行里最大的15家行商，福建籍就有7人。很多小型的商行，也是这些人的家族亲戚所有。

伍秉鉴

尤其是后起之秀伍秉鉴，是他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到了最高峰。

1800年，潘启的儿子潘有度辞去了在公行的职务，第二年伍秉鉴成为行商。伍秉鉴的父亲曾经是潘家的会计。伍家的祖籍是福建泉州，原来在武夷山靠种茶叶为生，康熙初年他们举家来到广州。

潘家之所以可以成为广州首富，原因是它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贸易份额。不过我们上条视频说过，潘家做事非常有分寸，尤其是到了第二代潘有度这里，一直避免锋芒毕露，非常收敛。但是，伍家第二代却处处想着超越，并且在东印度公司开始走下坡路时，主动跳出既有的贸易框架，和广州的新进外商，美国自由商人以及印度的港脚商打成一片。

港脚商，简单来说就是散商或者私商。18世纪中期，以印度和英国私商为主体的港脚商开始出现在广州。最开始，英国政府不允许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但是，随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自由经济理论之后，散商开始慢慢侵袭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

这个时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光鲜亮丽。在中英贸易当中，英国一直是处于逆差状态，大量的白银从英国流入中国，因此遭到国内的不断抨击。和现在的国际贸易一样，干不过就使绊子，为了减少逆差，英国将茶叶的关税提高到119%。本以为这样可以减少白银的外流，但没想到结果是，在英国国内和殖民地中，茶叶走私如火如荼，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茶叶卖不出去了，大量积压，甚至到了需要政府救济的境地。

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在1773年做了两个影响世界的决定：

第一个，是允许东印度公司以免税的形式，到北美，具体来说就是美国，去销售积压的茶叶，这其实就是垄断，因为没有税，北美茶商肯定干不过它。结果大家都知道，两年后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而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第二个决定更无耻，那就是允许东印度公司向中国销售鸦片，从而改变贸易逆差状态。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东印度公司最终被逼进了死胡同，并在60年后，拉开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

不过，无论英国政府怎么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都已经不复存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港脚商人在自由经济的理念下，不断肢解本国的贸易垄断组织；而在中国，广州十三行公行再次设立，将贸易垄断进一步收紧，并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这也算得上是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在之后半个世纪里，命运迥然不同的一个细节。

1782年，英国的散商约翰·亨利·柯克斯来到中国广州，成为首个在中国设立商行的散商。这个柯克斯的父亲，是广州行商钟表和八音盒这类物件的供应商，当时这些都属于新奇时髦的玩意，大家现在去故宫博物馆，还可以看见他们家卖给宫廷的钟表。

柯克斯在广州建立的商行，就是横行中国100多年的英国怡和洋行的前身。这个人一开始就和鸦片有联系，曾经怂恿潘启参与鸦片生意，但被拒绝了。然而有人拒绝就有人接受，这个人就是伍秉鉴。

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水手，打死了一个广州当地居民后逃了。作为这艘商船的保商，广利行商的卢观恒，负责缉凶。结果他用尽了财产也没抓到人，还被官府拷打和羞辱。

这个事儿，让潘启的儿子潘有度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要彻底离开洋行业，不再与洋人做生意。为此，他拿出了50万两白银，希望从粤海关那里拿到退商许可。但是，清朝政府有规定，走上了行商这条路就不允许退出，只能往下一代继承。我们之前的视频讲过，行商总商这个位置，是朝廷按照官员的标准选拔的。所以在官方眼里，无论是盐商还是行商总商，你都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官商，那么既然是官商，就必须效忠朝廷。你赚的盆满钵满，就撒手不管置身事外，那怎么行。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广州十三行，其实就是官僚化的商人。

潘有度没办法，只能硬顶着，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减少业务。到1815年，潘有度基本上完全停止了商业活动，取而代之的就是伍秉鉴，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占据行商的领导地位。

前面提到，伍秉鉴非常看重与美国商人的合作。从商业的角度，他的嗅觉是灵敏的，因为1817年，中美贸易额就首次超过了中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