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李光弼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历史上战功显赫的名将，两个人团结护国，在平定安史之乱之中立下显赫大功，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这两个人同为唐朝的功臣，却命运却大不同，在中国的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远远要超过李光弼，只要一提到郭子仪大家肯定知道，因为一首《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家喻户晓，不仅让他生前万丈荣光，死后也是照样辉煌，反之李光弼就没有福气了，比起郭子仪85岁的寿终正寝，李光弼的郁郁而终是不是显的很可悲呢?

1、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754)，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郭子仪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2、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